“大问题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解决方案”
面对坏消息和荒唐事组成的潮水，面对不定时增高降低的围栏，面对身边的叹息和远方的哭喊，我们最想、也最害怕问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说话已经不易，做事会不会遭遇更多挫败，更多怀疑？
不论是在上海，或在气氛逐渐严肃的北京，还是在全国范围内的防控地，其实都有个人与集体作出回应性的行动，比如民间的物资互助、网络上的协作文档，或是记录、追责、普法……这些都让我们再度相信，行动（特别是来自民间的行动）即使微小，即使昙花一现，依然有改变现实的可能。
今天分享作家王梆在 2020 年疫情泛滥的英国，参与社区行动的记录和观察。她记录的英国民间公共领域，在疫情时期开展“共助模式”，自发地组建志愿者队，有的独立地收集物资、派发书籍，有的与地方政府合作给隔离者派送免费食品……这幅景象不仅与“躺平”沾不上边，似乎还能给行动阻滞的我们带来一些具体的希望。本章收录于单读新书《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
在地的造乡
撰文：王梆
在我的居住地附近，民间公共领域的生态区比比皆是。即使是 2020 年的疫情，也没有斩断它们的根基。恰恰相反，它们似乎比从前更有活力了。
疫情像一道旷日持久的闪电，照亮了各种不良制度酿成的坑洼。自由主义和算法极权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早已变异的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更加剧了一种近乎返祖的、猎巫时代的两极化。再坚硬的事物，也抵不过各种巧言令色、阴谋论或假新闻的滴水侵蚀。尤其在线上，大数据自带的偏见、互联网的虚拟人设、网络自身的陌生人社会属性、低廉的社交成本……都在迫不及待地把人类变成彼此眼中的异教徒。
然而在线下，疫情又势不可挡地变成了一道神奇的黏合剂，末世般的惶恐和无法排遣的孤独感催促着人们尽快地联结起来。无法进行肢体接触，人们便在窗台上放置联络信物。为了吸睛，有人还在 4 月就挂出了圣诞彩灯。我们的份地小组，竟在疫情的高峰期，丧心病狂地搞了一个“稻草人比赛”。一夜之间，耕地上冒出二十几个奇形怪状的稻草人，有的长得像胖乎乎的向日葵，有的像中世纪的骑士，就这样披星戴月地站着，一直站到了圣诞。至今，没有一个稻草人因为主人不同的政治倾向而遭到另一个稻草人的殴打。
凭借在民间社团那里积累的丰富经验，我落脚的村庄，仅在 10 天之内就建起了一个近百人的“志愿者”团队，我也迅速成了该团队的一员。简单填了一份自我介绍之后，我便收到了一张工作地图，其中黄点为志愿者，红线范围内为每个黄点的负责区域，每个区域用绿色字母划分开来——我属于 Z 区。Z 区内有五户老人，其中三户为独居寡妇。接下来的工作是印制表格：志愿者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负责事项，像帮忙去药房取药、遛狗、去超市买菜之类，一一填入表格之中。完了再将表格投入各区居民信箱。整个过程，描述起来像洗衣机说明书一样枯燥，实践起来却其乐无穷。当 2020 年的秋天来临的时候，我已经和负责区内的三位独居寡妇建立了患难与共的友情。
志愿者们正在为老人和弱势人群送去食物和处方 | Jill Mead
同样的模式，心照不宣地在整个英国迅速蔓延开来，我们把它叫作“共助模式”（Mutual Aid）。单剑桥郡本地的共助小组就有 5300 名志愿者。我们在脸书上发布各种求助、捐款或支援信息，除了救人，也救宠物和野生动物，我们还征求上书议会的签名，对各种不合理的决策提出异议。高科技也在帮忙，在英国新冠共助网（Covid-19 Mutual Aid）上，只需输入邮编就可以立刻找到附近的每一个共助小组，它们像细密的渔网一样，均匀地分布在英国的版图上。
至今，我还记得自己推着自行车到附近农家门口收集土豆的情景。一大麻袋沾满泥土的土豆，重达百公斤，自行车运，要分三次才能运到我的工作地点，即本地食物银行的配发中心，而我只是随便招了招手，就有开着汽车的街坊停下来，三下五除二，为我将土豆送达目的地。整个疫情期间，在全英救济食品需求量猛增三倍的情况下，附近居民马不停蹄地为我们送来了总量以万吨计的食品，从而断绝了路有冻死骨这种情况的发生。每一个小物件——罐头食品的味道、香皂的味道、草纸的味道……构成了某个特定时期的物质生活。这种生活充满了匮乏和焦虑，却也隐含着淡淡的温情和希望。每一件物品，都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人、一段具体的地理距离传递的。
我的邻居和朋友乔·菲茨帕特里克（Jo Fitzpatrick），自疫情以来，也几乎片刻未歇。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在路上义务跑了三个月，行程超过 2000 英里。原来，自疫情爆发后，成千上万的人因感染或有感染嫌疑，接到了医院的隔离通知。不能出门，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呢？于是中央财务部便给每个地方政府定期打进一笔钱，让地方政府购买食品并分发给隔离者。但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实际分发，于是民间社团进场了，先由红十字会的义工进驻食品仓库，整理打包，将食品按人口配额、营养以及素食需要装箱，再由英国搜救队（Search and Rescue Teams）的志愿者以及各种在地民间社团的成员，将标注好的纸箱亲自运送到每一个隔离者的手中。
乔就是英国搜救队的志愿者之一，除了派送食品，她也派送药品和 PPE （PPE，即“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的缩写，意为“个人防护装备”），地方政府为此支付她每英里 45 便士的汽油费。整整三个月，她学会了怎样安排路线，知道哪片密林可以抄近道，甚至还研发出了一套为保护隔离者隐私而设置的接头暗号系统，简直是“二战”时期抵抗组织（Resistance）的最佳人选。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示意图 | CDC
村图书馆的“之友”也没闲着。封城并不意味着“图书馆之死”。“之友”很快便推出了网上借书、再由义工送书上门的服务。被指定的书，用报纸包好，放在用户门口，进了门再隔离三天，以确保安全。我经常在村主街上撞见“之友”的义工们，拎着一沓厚厚的书，脸上挂着邮差的微笑。露丝·马利的“再想象资源中心”则每周六为附近的穷困户送菜上门，一直送到第一波疫情解封的那天为止；她还赶制了 400 多个口罩，免费送给了前线工人。
疫情之初，蛇廊农场就把特殊学员送回了家，但这并不等于歇业，鸡要喂养，果蔬也要除草浇灌，种植和收割的重任落在了农场的教员和志愿者身上。奇妙的是，2020 年的天气格外地好，风调雨顺，为农场的“不包装”绿色生态店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不包装”因此得以推出社交距离内的送菜服务，前线工人成为优先投送的对象。就连“剑桥郡假日管弦乐队”也没有全面停课，它随机应变，推出了在线音乐课——这响应了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 （Yuval Harari）的观点，科技应该服务于人类的福祉。
一心等待图书馆开门的长颈鹿，疫情期间则加入了精神疾病公益机构“心智”组织的 Zoom 会议。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和“心智”的志愿者们一起，通过 Zoom 为附近的精神类疾病患者提供陪伴和心理解压服务。2020 年是 Zoom 元年，因为它彻底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民间公共空间。此前活跃于线下的本地民间社团，连同五光十色的兴趣爱好小组，像“斯多葛哲学研究组”“AI 研究组”“冥想小组”“西班牙语小组”“瑜伽小组”之类，也几乎全都把家搬到了 Zoom 上。有个叫“国际诗歌小组”的，还标明了从开普敦到洛杉矶再到伦敦的时差，打开 Zoom 窗探头进去，里面果然端坐着各种奇装异服的国际友人。整个 2020 年，只要不工作，我就会泡在 Zoom 上。穿着棉拖鞋，抱着暖手器，坐在 Zoom 前参加读书会；或者捧着一杯水果茶，歪着脖子，看野生菌类专家在 Zoom 上展示那种 5 秒内能把人毒死的本地蘑菇。
关于公共意识、民间公共空间和凝聚力的讨论，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多了起来。在我的附近，一个叫“剑桥民间公共领域”（The Cambridge Commons）的民间社团横空出世。每周三的晚上，它通过 Zoom 把本地居民聚在一起，讨论如何从地方事务着手，改变疫情引发的社会问题——细想一下，这也是环境使然，英国纪实记者、生态作家乔治·蒙比尔特就不止一次地说过，那种以工厂和作业基地为核心的劳工聚合/抵抗模式，早已随工会的式微、零工经济、SOHO（Small Office HomeOffice）经济的出现而日趋瓦解了，人类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只剩糊口的意义。民间公共领域因此成了人类仅剩不多的宝藏，它的公共意识、在地性、无边界、联结性……它的所有特质都让它天然地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
“剑桥民间公共领域”的成员｜The Cambridge Commons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叫“附近”的小世界里。每当我对现实感到绝望的时候，它们就像热带雨林中的金丝猴一样，从树枝上跳下来，在我的后背轻拍一下。听说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许多北美人不满现实，抱着锅碗瓢盆跑到偏远地带，为了造出一个理想的栖息之地回归自然，建生态村，发展一种 A. C. 麦金泰尔（A. C.Maclntyre）认可的社群主义，当然也没什么不好，只是路径有些非凡。如果类似的“造乡”（Placemaking）在附近就能展开，那就再好不过了。通过对地方记忆的挖掘，对社会关系的深耕，对身份认同的培育——就像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 Augé）所设想的那样【1】，将公共意识，这一源自敞田制时代的思想遗产秉承下来，再将自己变成一颗小行星，通过与其他行星的联结，进入民间公共领域的生态区，继而一起分享公共资源，改进公共空间，最终将附近变成“恋地之地”。这一切，听起来很宏大，却绝非一个缔造个人里程碑的过程。对我来说，它是陌生的个体与在地建立私密关系的过程，是化解“无乡的焦虑感”的过程，是一个雨滴与溪流的汇合过程。尽管雨滴汇入溪流的运动，较之于时代的电闪雷鸣，是如此微乎其微，但我却偏爱它的微小。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大卫·弗莱明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大问题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解决方案，一个行动上的基本框架，外加无数微小的对策就足够了。”【2】
注释：
【1】马克·奥热定义的“地方”是指：对地方记忆的挖掘，对社会关系的深耕，对身份认同的培育。这些理念出自其著作《非地方：超现代性人类学导论》（Non-place: An Introduction to Supermodernity，Verso，2009）。
【2】David Fleming, Lean Logic: A Dictionary for the Future and How to Survive I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16.
（上文摘自《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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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看见
我们与贫穷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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