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隐形战争合集1-3

原文链接： https://wmdpd.com/zhuan-yin-xing-zhan-zheng-he-ji1-3/

胖达注：原文来自公众号：纯科学，作者新浪微博：汪涛_纯科学。

胖达转载合集于此，侵删。当然我知道转了也没人看，我乐意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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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战争 —— 影响抗疫决策的重要因素

自从2019年底COVID-19疫情爆发至今已经两年多，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美已经普遍躺平，直接宣布疫情和相应防控措施结束。新的奥密克戎毒珠及其变异传播力越来越强。目前因疫苗的普遍采用，表面看起来死亡率在不断降低，似乎在向欧美所认为的大号流感演变，但又并不能肯定说未来死亡率一定会单调地越来越弱。因为在COVID-19流行的两年间，平均不到半年就有一次重大变异，其中类似德尔塔毒株的变异就是毒性大幅增强的。近期刚刚发现的最新变种XE，主要是在奥密克戎BA.1和BA.2基础上组合变异出来的。其传播性更强，在毒性上变化如何还没有确切结论。疫苗的普遍采用，也使得我们很难评估当前的死亡率降低究竟是奥密克戎毒株本身毒力在减弱，还是因疫苗及其他因素的作用。问题还在于：疫苗的有效期普遍太短，如果长期坚持依靠疫苗，意味着地球人可能要永无止尽地年年打疫苗才能保证COVID-19被维持在大号流感的状态上。这带来的后果会是很恐怖的事情。要知道，之前还从来没出现过对付某种疾病是通过全地球人年年打疫苗来控制的。全地球人连吃饭的品种都没统一过，这次居然统一地年年打一种疫苗，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人类悲剧。过去疫苗都只是短期甚至一次性的，或者极少人群有针对性使用的。

因为持续了两年动态清零政策，中国在成功避免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同时，各种抗疫措施的时间越长，社会承受面上也越是考验耐性。香港的疫情失控，上海前期看起来成功的“精准防疫”，在最新型病毒面前的防线崩溃，无疑都在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该怎么办？首先给出答案：中国必须做好长期抗疫准备。放弃一切幻想和侥幸心理，依赖大规模的科技创新，数量级地提升核酸检测灵敏度，通过效率的大幅提升实现单日全社会核酸普检能力。通过超高灵敏度20合1混检等技术的普及全面减少动态清零的直接抗疫成本。在可以实现清零前提下大幅度缩短隔离时间和封城时间，从而在根本上将清零的社会间接成本减少到接近于零的程度。由于防疫是一个专业性和跨学科性都非常强的课题，因此，本系列文章综合了流行病学或传染病学，IVD（体外诊断）技术尤其是核酸测量、抗原测量、抗体测量技术等，基因科学，统一测量学（新冠病毒检测本质上是一个测量学问题），医学测量学，统计学，军事科学，国际战略，国家安全学，科学学，传媒学，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形成的高度跨学科研究成果。

一、生物战与隐形战争

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是纯粹自然产生的流行病，可以只限于按照常规流行病学的规律去考虑问题。但是，如果一场疫情是有严重的人为因素在里面，那么其走向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而是会按照人为设计去进行操控的生物战了。生物战就是要让疫情按照使受攻击者遭受最大程度破坏甚至最终产生社会崩溃的方向发展。自从COVID-19产生伊始，就持续地存在这是一场有人为因素在里面的声音。在当前的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军队也发现了某大国深度支持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研发生物武器的大量证据。但是，这个声音的巨大困难在于：尽管一直有各种看起来非常有力的证据，却都无法成为“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相关的指责都遭到被指责一方的否认。我们对比一下常规的、甚至采用核武器的军事战争与隐形战争，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可以明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基本性质所在：无论一个国家的军队采用什么样的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攻击，其证据都是“无可辩驳和否认的”。即使没有军队越过边界的、以洲际导弹进行的攻击，也会有无可辩驳的证据存在。例如：产生的核爆炸显然是人造武器所造成的，不可能说一个受攻击国家的某个城市都被核武器毁灭了，其他国家的人还在说这纯属一个自然现象，不是核武器造成的。但是，即使我们有很多看起来很有力的证据说疫情是人为的，也总有很多人说这不科学，它是一个自然的、来自于动物等自然界的传播事件，并且我们无法明确无误地反驳这种意见。有人说COVID-19病毒基因的某些片段自然进化变异的可能性为万亿分之1甚至更低，但这种说法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病毒大规模传开以后，在极为庞大的受感染者群体中发生变异的基数远远不止亿计。因此，万亿分之1的几率，在疫情大流行中就可能非常接近100%的几率了。即使在大流行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它在自然界的多少动物身上传播变异了多久，病毒总量也就是变异的基数会是亿亿亿亿……以上的量级。洲际导弹飞行的轨迹很多国家的远程警戒雷达系统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如果是军队越过边境进行攻击，其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就更多了。人类战争史上几乎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军队都大规模地攻入对方国土了，自己还在说没有战争发生。但是，如果是有人投毒，要找到其确凿的证据就难如登天。在最初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后来的北京大兴新发地海鲜市场等，有充分的证据指向海鲜的冷链传播了病毒。在其他的案例中，还有进口食品，国际快件等病毒核酸检测呈现阳性。可是，无论从流调的科学角度如何证明这个传播链的存在，都没有一例能够确认最初的传毒者是谁。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流行病调查的大量实际案例以及其技术原理就知道，即使是在当事人、流调人员全面地积极配合下，要查出病毒传播链都是难上加难。要是人为传播并且刻意隐藏的话，从目前的流调科技水平来说，基本不可能找到最初的人为传毒者。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通过流调或其他科学的方法能够找到的证据已经非常充分地指向了某个最初环节，也难以使其成为法律意义上不可否认的确凿证据，更无法使其成为国家间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我们对这次COVID-19疫情的确可以有很多非常合理的怀疑，例如：正好在疫情发生前几个月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因泄漏被关闭，并且随后发生很多至今无法解释的所谓电子烟肺病死亡案例。在COVID-19发生之后，两者病情的肺部透视照片几乎完全一样。中国外交部门也对此正式地提出过质疑。武汉疫情最初发生的时间点之前，某大国CIA很诡异举行的EVENT201全球疫情演习，其想定的疫情与COVID-19与实际新冠疫情的吻合程度之高令人无法再作别的想象。有些国家指责疫情源头是武汉的P4实验室。但是，中国同意了WHO的专家组对武汉的P4实验室进行考察，得出了专业的、明确的否定性结论。对任何环节有怀疑都不能说不行，但武汉实验室被检查过了，而最具合理性的怀疑对象德特里克堡却至今不同意受检查。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证据。但是，我们提出以上看起来非常合理的怀疑证据，却都不能成为“无可辩驳和否认的”。甚至对疫情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自然产生的也都无法进行清楚无疑的区别。这样的怀疑如果被冠以“阴谋论”，怀疑的一方也难以洗清相应的指责。以上这些迫使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生物战，是一种与传统战争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战争形态 —— 这就是“隐形战争”。传统战争与隐形战争本质上就存在着有没有“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所带来的区别。如果有这种证据，受攻击一方很自然地就可以合理地宣战、并发起军事反击。但是，在隐形战争中，受攻击一方即使心里完全明白自己受到了攻击，也无法找到“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那就无法合理合法地公开进行对等的反击。即使你心里明明白白“这就是对方干的”，但却无法将这种怀疑直接变成可以公开采取行动的有效支撑。甚至于这个灾难到底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为产生并引发的，都无法真正在现有科学技术能力范围内可靠地确定。因此，如何以这个基本特点为前提，去找到破解隐形战争的方法，就是我们必须要迅速解决的重大战略难题。这不仅仅是应对生物战的需要，而且是应对各种隐形战争的需要。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迅速强大，直接以存在“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的传统战争方式对中国进行攻击越来越困难。因此，用隐形战争的手段对中国发动攻击，就会越来越成为攻击者倾向于选择的手段。虽然隐形战争会带来众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地、系统地、深刻地认识了隐形战争的规律，就能找到有效的破解之法，而如果简单匆忙应战，结果就是对付生物战的鱼还没吃着，却先要惹得一身“阴谋论”的臊。既然隐形战争不能以“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为前提作为反击的支撑，我们就要基于完全不同的行动前提并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策略。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不要再徒劳地去做，而是要把精力放在可以做到的更重要的事情上。因此，我们不是要去证明中国一定受到了生物战或隐形战争的攻击，更不是要去证明和确认是谁发动了这个攻击，而只是要解决一些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以受到生物战或其他隐形战争的攻击为出发点来采取行动，并且如何去采取行动。不只生物战是一种隐形战争，舆论战、金融战、黑客网络攻击等等，都具有隐形战争的特点。根据攻击和防御、反击的基本规律特点，我们可以将战争划分为：有形战争、无形战争、隐形战争三种形态。有形战争。以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兵器、化学武器兵器、信息化兵器、热核兵器、无人化智能兵器等等为基础发动的攻击，都属于传统的有形战争范畴。它们遵从传统的战争规律。无形战争。以贸易手段、科技手段等发动的制裁，增加关税等攻击，它们表面上是“无形的”，并不是军事侵略，但却也存在“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因此受攻击一方可以此为前提采取公开的反制措施。无形战争与有形战争的本质区别是：虽然攻击本身也是显性的，但攻击者可以把这种攻击包装成合法的正常贸易反制行为。因此，攻击者可以不承认这是某种故意的战争行为。隐形战争。以生物战兵器、舆论兵器、金融兵器、网络病毒兵器、网络攻击兵器等等发动的攻击，属于隐形战争范畴。它们难以找到“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甚至受攻击者产生的灾难都无法确认究竟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为造成的。这里简单对比一下为什么化学兵器攻击属于有形战争，而生物战兵器攻击却属于隐形战争！因为化学武器是靠其化学物质本身直接进行杀伤，因此化学兵器需要大量的弹药或释放装置地进行攻击，攻击过程也会释放出大量一般来说显然不是天然存在的有毒化学物质。因此，化学武器的使用也会很容易找到“无可辩驳和否认的证据”。但生物战兵器的投放用量极其微小，主要靠受攻击者群体自然传播放大来实现攻击。因此，生物战兵器的最初攻击过程可以相对容易做到几乎不留痕迹的地步。

二、我们自己如何确定这是一场生物战？

1.纯粹逻辑的证明

考虑任何战略危险时都有三个基本要素：能力：对方是否具备进行这种攻击的技术条件和能力。意愿：当对方具备相应能力后，有没有采取相应攻击行动的意愿。后果：对方能不能以及愿不愿承受由此可能带来的反击等后果。因此，我们首先要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国家有能力对中国发动生物战攻击？如果回答为“是”，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他们有没有意愿对中国发动这种生物战攻击？如果回答为“是”，接下来问第三个问题：如果有人对中国发动了生物战攻击，他们能不能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因为生物战本质上很容易操作成一种隐形战争形态，因此，即使受攻击者心里明白是谁干的，也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如果受攻击者一定要以找到证据才能作为采取行动的出发点和前提，那么攻击者就很容易产生“不会受到任何反击”的预期。既然连遭受反击的预期都不存在，就不存在能不能承受结果的问题了。如果存在一种抢劫银行的手段，可以充分保证抢劫者不会被发现和受到制裁，显然就会有人非常倾向于采用这种手段。因此，如果我们不认为这是人为的隐形战争，或者，意识到受到了某种战争形态的攻击，却不知道其规律而无法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这种态度本身就将更加促使攻击者不用担心自己会承受相应的后果，那至少就会使中国处于遭受生物战的巨大危险之中。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剧烈变化之中。对于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存在的问题，人们可以有争论。但这至少说明了：中国今天所处的地位，在历史上是很容易陷入战争的。如果我们有幸成功避开了传统意义上的有形战争，那种使传统修昔底德陷阱出现的强大内在能量，难道真的就自动地消散无影了吗？还是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渠道宣泄出来？针对中国的有形战争不敢打，无形战争已经打过了，事实证明打不赢。通过隐形战争就是唯一还可以存有想象空间的遏制手段。从中国一方来说，以存在隐形战争的巨大可能性作为战略决策的现实根据，显然就是非常合理的推论。因此，以上我们从纯粹逻辑上充分证明了：至少在今天，中国必须以遭受生物战等隐形战争为前提来考虑问题并且采取相应的战略决策和行动。做出这个选择并不以一定在任何意义上充分证明这事实上就是一场生物战，尤其不以证明是谁发动了这场生物战为前提条件。因为后两个证明的“理论与实际的不可行”本身，就是隐形战争的最基本特点。因此，我们是将这种证明的难题合理地交给该观点的反对者：如果你认为我们不应当做出这种生物战的判断和战略决策，就必须要证明以下两点：

一是当今世界上绝对没有人具备对中国发动生物战的能力。

二是即使有人具备了对中国发动生物战的能力，他们也绝对不可能有相应的意愿。

如果不能证明以上两点中的至少一个，在逻辑上就应当接受我们的观点和立场。至少，需要对相应的逻辑困难做出足够合理的解释。

2.生物战的三种途径和类型理论空间

显然，仅仅基于纯粹逻辑的证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对生物战本身进行更为充分的专业研究和科学分析。如果是生物战的话，有三种理论上可能的途径：人为研究产生相应的病毒。从现在技术水平看，病毒不可能是纯粹人工以无机物为基础合成，而是会选择最接近生物战功能设计目标的天然病毒，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成所需要的生物战毒株。如果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至少出现这种毒株本身就不被认为是生物战行为。人为引发相应的病毒人际传播。无论新改造的病毒是什么，如果只是封闭在实验室是没问题的。如果要形成生物战的攻击，必须要启动在人际间的传播。如果最初始向人类身上的传播是一种人为的活动，这就是一种生物战行为。如果是纯意外的泄露，并且在泄露后迅速按法律义务和规则向WHO等相关组织进行了报告，迅速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即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我们也只能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但它带有一定的、属于常规的失职类的责任性，而不能认定是一场生物战。但是，如果最初的确是意外的泄露，但生物战的引发者明知泄露，却故意隐瞒，并且有目的地放任其传播，以达到其本来设计的生物战攻击目的，这也是一种生物战行为。对病毒人际间的传播推波助澜。在疫情已经开始传播之后，故意抵消社会抗疫的努力，并且故意传播放大已经存在的疫情。根据以上三种方式是否存在的不同组合，理论上可以形成如下表的8种情况：

类型	人为产生	人为引发	人为传播
1	是	是	是
2	是	是	否
3	是	否	是
4	是	否	否
5	否	是	是
6	否	是	否
7	否	否	是
8	否	否	否

我们分别来分析一下：类型1：它是人为研发产生的病毒，人为引发，并且对传播人为地推波助澜。这显然是一种最完全意义上的生物战。类型2：病毒人为产生，也是人为引发，但没有进行人为传播。这样虽然更为隐蔽，但如果不进行人为传播，受疫情灾害一方努力进行抗疫的话，很快就可能将疫情扑灭了。因此，这种生物战类型造成的攻击效果要大打折扣。类型3：病毒人为产生，属意外泄漏但积极补救。在疫情实际产生后，转向将其演变成生物战，对疫情推波助澜。这个出现的可能性在逻辑上稍显勉强。因为已经让世人知道病毒是从自己的实验室泄露了，那么后期对疫情推波助澜的行为显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因为这很容易使他人将责任指向自己，与生物战作为一种隐形战争形态本质不符合。类型4：病毒人为产生，属于意外泄露但积极补救，也没有继续进行人为传播。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不能被认为是生物战，其造成的危害也很容易被控制住。类型5：病毒自然产生，但在被人为筛选出后又人为引发投放，疫情发生后又人为地推波助澜。因为病毒不是人类产生，一般情况下病毒的特性不一定最适合生物战需要。但如果自然进化产生的病毒实际特性就是达到如COVID-19这样，那么实际效果与类型1就没什么区别了。类型6：病毒自然产生，但在被人为筛选出后又人为引发投放，疫情发生后没有人为传播。这种最为隐蔽，但没有后续的人为传播，疫情很快就会被控制住，产生的实际影响和灾害就不会那么大。类型7：病毒自然产生，也是自然地从动物传到人类，但在疫情发生后遭到人为地推波助澜。如果病毒的特性与COVID-19一样，是不是人为制造的和人为引发的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人为地传播，疫情就会持续暴发，难以控制。它与类型1的实际效果就差别不大。类型8：病毒自然产生，也是自然地从动物传到人类，疫情发生后顺其自然被受影响者控制住。从上面分析可见：

类型8完全不是生物战。

类型4很大程度上也不能被认定为生物战。

类型2、6属于生物战，但实际危害相对较小。

类型3本质上虽然属于生物战，但其存在的逻辑有些勉强，并且与隐形战争的本质有矛盾。

类型1、5、7属于生物战，并且实际的危害程度几乎是一样的。由此可见，虽然从人们想象中来说，病毒被人为制造出来，以及人为引发的情况最让人感觉可怕。但是，从实际危害程度来说，最重要的是疫情产生后是否被人为传播和推波助澜。只要存在人为传播的情况，其产生的实际危害就几乎是一样的。

3.实际证据对生物战途径的支持情况

有很多证据显示COVID-19的病毒是人工制造的。尤其俄罗斯此次在乌克兰发现的证据，显示某大国在大量研发生物武器。包括与新冠病毒类似的病毒。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专家在疫情发生后持续地在专业的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反对新冠病毒是人工制造的说法。根据以上各方面证据，我们的确无法肯定COVID-19的病毒就一定是人工制造的，也无法完全否定。尤其是，在目前疫情已经传遍全球的情况下，对现有的病株按照特定目的稍加改造后人为传播，也可以归结为人为传播的一种方式，而不归入最初的人为制造研发产生出病毒。为保守起见，我们权且认为它最初不是人工制造的。因此只限在类型5到8中做出分析。由于德特里克堡至今不被允许第三方进行检查，并且在其泄露事件发生后没有进行全球最积极有效的应对。因此，至少我们无法排除在这个途径上存在人为的可能性。无论其他人说什么，也都无法排除这个可能性。排除这个可能性的证明只能来自某大国，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无论对前两个途径如何判断，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在COVID-19疫情的传播过程中，不仅有极为强烈的人为因素推波助澜，人为传播，而且有极为强烈的舆论战配合，以阻止全球进行积极有效的抗疫行动。全球存在极为强大的舆论战，极力地淡化这个疫情的危害，并且积极地鼓吹所谓的“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更重要的是，最初由政府出面正式抛出“群体免疫”这个观点的时间点，是2020年的4月份，由疫情才刚刚开始出现的英国政府提出。当时在中国已经非常有效地通过积极抗疫控制住疫情，并接近完全清零。全球其他地区还没有特别大爆发。当时在中国各种媒体上“抄作业”的论调非常乐观和普遍。即使对中国这种成功抗疫的自信认为过度了，表达出一些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各个国家自身角度考虑，中国已经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抗疫经验，并且防疫物资已经渡过了最初极为困难的时期，核酸检测和口罩等防疫物资已经越来越充沛。如果这只是一个自然的疫情，其他国家仅从自身考虑，利用已经越来越充沛的防疫物资将病毒彻底剿灭并非难事。各个国家一开始也大都采取了封城的措施，但这些措施都没能坚持到最后。隔离措施的普遍失败，并不完全是这些国家的国民本身就太过自由散漫，或承受不了相应的代价，而是显然有强大的力量不希望这个疫情被剿灭，在舆论上对几乎所有正常和有效的防疫措施都采取强烈敌视的态度和行为。全球范围除了中国等极少数国家成功通过严格隔离措施成功清零外，其他地方普遍难以成功。当然，人们可以理解为这种事情只有中国能做成，但隔离、戴口罩、核酸检测、仅仅只要1个月时间的封城真有那么难吗？中国的人口相对最密集、人际交往最频繁，通过隔离措施实现清零的目标，中国在客观上是世界上最难实现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做到了，其他国家为什么普遍做不到？如果是国际上有极为强大的力量就是要让这种事情做不成，这难道不是更自然的合理解释吗？尤其在很多类似某大国等西方国家，人口居住极为分散，两个相邻House间相距恨不能几百米远，即使在城市里平时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如果不是刻意地邀请安排聚会，人们相互之间基本上就没有接触的机会，要做到清零比中国容易太多了。“群体免疫”论在科学上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很难获得有效且持续的免疫能力，感冒难以在生病后获得持续免疫能力就是显著的证据。因此，最初群体免疫的纯数学推演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现在很多人实际上会反复感染COVID-19，并且所有疫苗一是不能完全阻止感染，二是有效期都非常有限。事实也证明通过群体免疫使疫情控制住的方法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在疫情发生的如此早期就公然推出“群体免疫”的论调，显然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对防疫也毫无必要。如果不是生怕病毒一不小心就被彻底清零了，怎么会如此之早地就极力鼓吹这样的论调？这完全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即使在西方国家，这种情况也是完全反常的。在过去历史上西方发生的流行病过程中，也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况。正常情况下，西方社会的国民对疫情也都是非常积极配合防疫的。欧洲历史上造成巨大危害的流行病比中国社会要多，现在我们采取的大量防疫技术、手段甚至隔离、封城等防疫管理措施，相当多就是欧美发明和改进的。但是，在此次COVID-19流行过程中，西方社会却存在大量敌视所有正常有效防疫产品技术和措施的舆论，将口罩等高度地政治化，从一开始就强力反对病毒清零，这是令人极为费解的。戴口罩难道是一件有多大困难的事情吗？在疫情的一开始就如此地敌视口罩等几乎所有非常简单有效的防疫措施，显然是极度不正常的事情。如果不是害怕病毒被清零了，怎么会如此地极端和反常？生物战的关键并不在生物武器，而还是在人身上。一旦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就会明白，解开生物战奥秘的钥匙并不在桌面下某个暗藏的角落里，而就是明明白白地呈现在桌面上。因此，此次COVID-19被判定为类型5，至少为类型7有充分科学的证据支持。病毒是不是人为制造出来，是不是人为引发很难有特别充分的证据，同时也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有没有存在人为传播、推波助澜，阻止抗疫等特征，它们也是造成危害最大的方面。这或许有些出乎人们的意外，也是科学的生物战分析与阴谋论的根本区别所在。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文章提供大量科学的证据，来说明有人精心地设计各种误导、舆论、错误的防疫方案等，来阻止对疫情的有效防控。作为对比，2002年爆发的SARS疫情，最终到2003年8月16日完全消失，全球染病总人数为8422例，死亡人数为919例。其规模一是比这次小得多，二是最终完全消失了。当时全球的舆论只有指责抗疫不力的，没有人说不该戴口罩，更没人提出要与SARS病毒共存的。这并不是说我们是要证明2002年的SARS就肯定不是生物战行为，而是说明，至少它不是类型1、5、7三种生物战类型，它不存在人为传播过程。最多是属于类型2、6，其危害相对有限，且很容易被完全控制住的生物战类型。只要没有持续的人为传播，人为阻止抗疫，仅从目前已有的防疫技术和防疫管理经验来看，将病毒清零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如果是有人为因素在强力推动传播这个病毒、强力阻止正确有效的抗疫措施。那么，在人为传播因素消失之前，我们就不要幻想它会停止传播、不再持续爆发了。

三、生物战的薄弱点

一提到生物战，人们可能会感到很恐怖。但要全面地理解到，生物战也是有其自身天然存在的大量弱点的。

1．必须保持绝对的保密性

虽然我们说生物战很容易形成隐蔽性，难于找到法律上的确凿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攻击者可以任意胡来。因为一旦其动作保密不到位，变成真正证据的话，这种隐形战争就有转化成有形战争的危险。而且，其高度的反人类性质将面对的国际舆论压力和受攻击者的反击强度很可能是难于承受的。理论上它甚至有可能带来以核武器为工具的有形战争方式的报复。所以，生物战的发起者在所有攻击行动中，其保密程度必须要远远高于有形战争。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其采取行动的范围。正因如此，生物战需要远超常人理解的、隐藏极深的缜密思维和谋略。因其涉及极为专业的基因科学、流行病学、医学测量学等知识、技术和产品，如果不是特别地同时精通这些高度跨学科的专业知识，是很难看出其精心策划的计谋所在的。

2．伤害范围的难以控制

在有形战争中，一般情况下各种兵器的毁伤范围都会高度地指向敌方。当然，也会存在因判断错误导致误伤己方或友军的情况，但这属于“意外”范畴。也有极少数兵器近乎于自杀性质的，例如美军曾开发装备部队的M388核炮弹，以小型的无后座力炮进行发射，其射程居然小于其毁伤半径。这意味着真去战场上使用的话，发射核炮弹的士兵也活不下来了，后来不得不全部退出现役。但这毕竟是极为特殊的情况。

伤敌（甚至未伤敌）必伤己的M388核炮弹

生物战就完全不同。因为生物传播范围的难以控制，只要不能完全切断攻击方与受攻击方的人员接触，甚至任何通过第三方的人员接触，那么任何生物攻击的结果很可能是会伤及到自己，在自己的国民中大规模传播开。诺门坎战役中，日军曾对苏军发动过霍乱菌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因为生物战所需要的极端保密性，大量日军自己并无防护准备，最后结果苏军中毒的并不多，反而是上千日军自己中毒造成了很大伤亡。有人曾猜测，通过分析各个民族的特定基因，有可能开发出只针对特定民族的生物武器。但是，病毒传播出去以后，其变异非常快，不仅传播范围不受控，而且其变异方向也很可能是完全不受控的。很难保证说它只传某个种族的人，而一定不会传染攻击者自己。这次COVID-19生物战，无论发动攻击的国家是谁，显然自己也受到杀伤，甚至其伤亡远比受到直接攻击的中国更为巨大。这就对生物战攻击一方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性问题：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必然会伤及自身的生物攻击？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原理上却非常简单：一切战争的本质，全都是一种敌我双方的互相伤害。虽然有形战争攻击武器本身从技术上说可以精准地将杀伤力指向敌方，但因为有形战争必然引来对方的同等反击，很自然地也会对自己带来杀伤。战争就是通过互相伤害，到最后看谁先熬不住。所谓战争的胜利，就是能够在互相伤害中熬到最后的一方。另外，通过对疫情死亡率的选择和控制，使其主要伤害的是65岁以上的退休领养老金的老人，使这批人死亡可以使社保金的支出大幅降低。关于这一点甚至已经是很多人公开讨论的群体免疫的好处。生物战的发起者明知道自己也会受害，但他是在赌自己能比对手先熬到最后。生物战对受攻击一方也同样提出了一个挑战性问题：在有形战争中，一般情况下对付什么武器攻击，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同样的武器反击。例如对付坦克最有效的就是自己也拥有更好的坦克（当然也有空中反坦克导弹和单兵式反坦克导弹等）。对付战机是自己的战机，对付航母是自己的航母，对付核武器是自己的核武器……可是，因为生物武器的杀伤范围完全不可控性，对付生物战的武器不能同样也是生物武器。因为用生物武器的反击同样会伤害到自己，甚至对自己的伤害最终还有可能会超过对方。并且，对手已经开始了生物战，疫情已经传遍双方，如果再增加生物战攻击那不是多此一举吗？因此，以什么手段来应对生物战，就需要超越传统战争方式的重大创新，从而比对手更能熬到最后。让对手充分明白自己会比对手更能熬到最后，是结束一切战争的基本条件，也是结束生物战争的基本条件。

3．死亡率的控制

从我们简单想象来看，病毒造成的死亡率越高，生物战造成的伤害有可能越大，但事实上却可能不是这样。当死亡率超过一定程度后，全人类就没有任何人会接受这个病毒。当全人类都对其完全恐惧并齐心协力进行防控时，这种导致高死亡率的病毒可能很快就被完全控制住了。因此，类似埃博拉、霍乱这样导致极高死亡率的病毒，一般是很难作为生物战武器使用并给受攻击一方造成长期大规模损失的。当然，高死亡率的传染病爆发即使被很快控制住，也会在短期内造成显著的人员死亡，因此依然是特定情况下会带来危害的潜在战术性生物战方式。另一方面，如果死亡率太低，那么就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因此人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去关注，也没什么可见的损失，就当感冒一样。如果这样，这种生物战的攻击也就起不到什么效果。因此，选择一种死亡率既高到足以引发社会恐慌，同时又能够使足够多的人可以选择无视它，从而可以使针对它的防控措施不能在全球形成共识，这样疫情就难以控制住，从而有效达到生物战攻击的目的。另外，因为生物战攻击必然伤及自身，因此足够低的死亡率也可以使自身受到的伤害可控。从这次COVID-19来看，它的死亡率在1%左右，既高到足以引起社会恐慌，又低到可以使大量的人群去选择无视它。其传播力极强，死亡率其实又取决于医疗资源是否会被挤兑等。因此，它的特性真的是进行生物战的最佳品种之一。

4．传播途径的狭窄

流行病学的创立标志性事件，被认为是雪诺发现伦敦的霍乱是通过水为媒介传播的。这个发现推动了伦敦以至后来全球城市自来水系统的建立。自此之后，霍乱爆发基本上就彻底退出历史了。即使没有完全绝迹，也只是以偶发性的个案形式存在。在今天的环境下，要用水作为传播媒介发动生物战攻击，基本不可能成功。只能形成偶发的病例，并且很容易被定位到传播源，生物战的攻击者自身也很难保密和安全。以血液、性行为、食品等为媒介的病毒传播，都很难造成非常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尤其很难造成全社会的疫情大爆发。因此，以空气的气溶胶，呼吸道等作为传播媒介，是大规模战略性的生物战能够成功的极少甚至唯一的途径了。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以COVID-19疫情为契机，全面建立了最佳的防控空气、气溶胶或呼吸道传播的流行病的体系，就接近于永久性的封闭了遭受大规模生物战攻击的渠道。

四、与生物战相配合的舆论战

生物战需要配合大量的舆论战才有可能成功。根据生物战专业的分析，有一个与人们想象完全相反的惊人结论：至少相当多的阴谋论观点，正是生物战的攻击一方，或者其同伙故意释放出来的！例如，在武汉疫情的一开始，就有参加军运会的美军传毒阴谋论传出。其言论认为美军在军运会上的成绩一向很好，可是在武汉军运会上的成绩很差，自然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来参加运动会的人员，还是为别的目的。事实上，只要简单查一下美军在历届军运会上的成绩就很容易发现：美军运动员在军运会上的历史成绩向来都非常差，甚至比一些大洋上的不到百万人口岛国的参赛队员成绩还要差。在武汉军运会上的成绩在其历史上算好的。更重要的还有生物战攻击的战斗部投送技术变化。在有形战争中，兵器的战斗部投送是采用一级的运输平台+二级的战斗部投送装备模式。如舰载导弹是通过军舰运输平台+舰载火箭投送装备将战斗部投送到敌方目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曾用飞机投送过载有生物兵器的炸弹。这是完全借用传统有形战争的战斗部投送模式。这种模式显然很容易形成与有形战争一样的证据。但是，美军可以承认其空军曾越过中朝边境轰炸过丹东，尽管是以很傲慢的方式承认的，但却从来不承认投送过生物武器。这也表明：生物战是一种太过明显的反人类战争方式，不能直接承认是自己干的，对生物战的战斗部投送就是一个需要尽最大可能保密的过程。从现在COVID-19实际发现的传播链中，来自国际进口的冷链，国际快递及食物等货物中，都曾发现过阳性的样本。因此从生物战角度说，类似军运会上参会运动员投毒论就存在显著的瑕疵：

• 因为生物战远超过有形战争的保密性，投毒者原则上是不能也不需要到现场进行的。
• 即使要派遣人员在武汉现场进行投毒，获得中国签证来武汉也非常容易，用不着通过如此正式的参加运动会人员来进行。这种参会人员曝光率过高，周围记者云集，与极端保密的要求完全相背。
• 军运会的参会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有非常密集且时间固定的参赛等工作，空余可用来干别的事情时间极少，外出活动很容易被人认出，很难保证成功。
• 进行生物战投毒的作业量极小，只要个人化的特工人员就足够了，根本用不着像传统的有形战争那样派遣一支军队来进行，这样不仅多余而且太容易暴露。

……因此，质疑数以百计的参加运动会人员的参会目的显然是很不专业的。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专业理由证明，武汉军运会的美军参会人员不可能是投毒人员。但为什么要传出甚至就是从某大国传出来的这类阴谋论的舆论呢？因为保密是相对的，很难保证不会受到怀疑。因此，主动地传出存在明显瑕疵的阴谋论，这种论调很容易在受攻击国传播，这就会使正当的怀疑也被混淆在这类显然存在瑕疵的阴谋论中受到人们的嘲笑。这类阴谋论远远不止这些。例如在疫情一开始，就有一个预印本论文认为新冠病毒中存在HIV基因片段，有人为嵌入进去的嫌疑。该论文很快遭到学术界大量反对而撤稿。2020年2月23日，日本朝日电视台居然率先跳出来爆料，某大国的流感死亡病例中，有些基因与新冠病毒相同。他们真的是想造反吗？还有网传彭培奥在2020年6月13日到美著名军校演讲时公开说新冠就是美生物战。最近，英国媒体又爆料称新冠病毒与某大国一家生物医药公司莫德纳2016年申请的专利基因片段一致，自然进化的可能性极低……可以说，人类目前的基因科技无法绝对地证明某种基因片段只能是人工产生，而绝对不可能是自然进化的。从理论上说，要做到这一点从科学上说也是不可能的。正如今天的人类器官是如此地完美精巧，很多人也惊叹这怎么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一定是上帝有意设计的结果，可是科学证明人类就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结果。因此，所有这类指责不仅不可能获得真正可用的证据，而且是被误导向了错误的方向。既然生物战本质上就是一种隐形战争，故意误导人们纠缠在寻求证据的方向上只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一是引起学术界更多专业人士的反感。二是让受攻击者在不可能成功的方向上努力而不断带来挫折感。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如果受攻击者将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建立在获得以上证据基础上的话，等同于永远不可能获得采取行动的机会。这就是不仅要用隐形战争手段攻击你，而且要通过舆论战的误导让你陷入“无法找到采取行动合理支撑”的境地。我们这么说丝毫不影响人们继续去寻找病毒源头的溯源工作，只是不要有丝毫幻想能将应对隐形战争的战略策略，建立在这种溯源工作的任何结果之上。如果获得某些较强的证据，它最多的价值就是拿来进行舆论战攻击一下对手，连用来起诉对手的价值都没有。俄罗斯在乌克兰获得了第一手的证据，但是，用这些近乎铁证的资料在联合国要搞个仅仅是起谴责作用的提案都通不过。如果读者对以上舆论战攻击算计之深感到惊讶的话，那么希望大家明白：以上这只是非常小儿科的方面。真正难以厘清的舆论战误导是在学术和技术层面，因为这些方面专业性实在太强，在不同学科上的跨度太大，不要说是一般人，即使大量专业人员也很难识别。如果利用高度跨学科的专业知识设计技术陷阱的话，绝大多数专业人员和学术界都很容易会被绕进去的，更别提非专业的普通人和政府官员了。因为各种抗疫的技术和产品必然都涉及相关的利益群体，站在自己经营的产品技术立场上说话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在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可能避开对各种群体的利益影响，这就使厘清相关问题的难度更添层层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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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战争 —— 科学的真理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上）

一、生物战到底还要打多久？代价会有多大？

1．要打多久？

上一篇“隐形战争 —— 中国未来抗疫之路该怎么走？”，文章开头的结论让某些网友有些惊讶：还要十年抗疫？我们这里需要澄清一下的是：希望不要对这个数字产生误解。坦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经过某种计算获得的数字，也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而是基于一切战争的基本科学规律。战争的发起可以只取决于一方，而它的结束必须经过双方的同意。在这场生物战中，发起和结束可能都要取决于战争的发起者。我们清醒地提到这一点是希望向战争的发起者明确无误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无论生物战打多久，中国都会陪着打下去，一直打到发起者自己熬不下去主动停下来为止。因此，具体战争何时结束，我想我们不要来做决定，而是要由战争的发起者来做决定。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美国曾在越南打了20年，最后打不下去撤了；在伊拉克打了20年，最后打不下去撤了；在阿富汉打了20年，最后打不下去撤了。别说是10年，如果生物战一定要打20年、30年，那也可以，我们依然奉陪到底，打出中国生物科技的新天地，打出中国医学科技的新高度，打出世界新的科学领导者充分地引领这个小小的地球为止。

2．代价有多大？

有些网友在问，要是那么久，难道要封在家里、关闭国门10年、20年吗？永远这么清零不是要付出巨大代价吗？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保持清零不是要天天封城，而是只有在清零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地解封，真正的开放，真正的自由。封城在中国执行清零政策过程中也只是短期和临时行为。病毒清零也不是关闭国门，我们的国门从来就没有绝对关闭过。否则这两年疫情期间狂增的进出口数据是怎么来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在抗疫的问题上会有那么多似是而非忽悠性的观点了。

有人认为病毒不可能清零，人类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存。中国已经实现动态清零了，并且是在海外疫情波浪滔天的环境下实现动态清零了，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们不是从哲学上反对与病毒共存，人类本身就与很多病毒共存了，但我们要坚绝反对在生物战没有停止的前提下与病毒共存。那不是“与病毒共存”，而是要让中国被生物战的发起者任意蹂躏。

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只是在做选择题，只能在极少几个选项、甚至只有两个选择中接受一个：躺平和封城。我们强调生物战将会长期化，并且中国必须永远坚持清零政策，是以我们将通过科技创新持续地将清零的有效性不断提升，成本不断降低，清零所需时间不断缩短为努力方向的。这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病毒在不断地快速变化，我们必须使得清零的技术手段赶在病毒的前头。正因为生物战将是长期的，所以我们要以长期抗疫进行充分的准备。

二、生物战的技术陷阱

1．认知的标准

人们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是，这种哲学化的表达意义很小，因为人们从这个说法中还是搞不明白到底该听谁的。尤其是，所有说这个话的人心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这少数人之一，或者，我就是与这少数人站在一起。所以，尽管科学的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人却都会认为自己就是那少数。但是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往往不仅是少数人掌握了科学的真理，而且他们的科学真理被科学界普遍接受也并不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原因在哪里？我们先给出答案：

科学的真理，永远掌握在拥有更高灵敏度测量工具的人手里。

原因何在？别人能看得到的东西，拥有更高灵敏度测量工具的人都能看到；而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也能看到。人家当然掌握了更多的科学真理。科学始于测量，这是全球科学界一致公认的基本准则。谁能用更高灵敏度、更低误差的测量数据说话，其他人当然也都很快会认可。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2．抗原检测的技术陷阱

只要明白了以上科学的共同标准，以测量灵敏度为基础来分析，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西方广泛地采用极低灵敏度的抗原检测，并且向中国推广，媒体上也不时地冒出反对核酸检测方法的原因所在。这是一个暗藏极深的破坏清零的技术陷阱。原因何在？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人去检查生产出来的瓷器产品有没有瑕疵，找什么人合适呢？肯定首先得是眼神最好的人，他视觉的灵敏度、分辨力最高，看得最清楚。你会去找一个高度近视、老花眼的人来负责产品质量检测吗？专门找一个眼神特别差的人来检测产品质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大量次品查不出来流向市场。你可以说高度近视或老花眼的这些人查起来快、工资要求低，可是你最起码都查不出次品，光快有用吗？

如果酒厂要找一个评酒师，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当然要找一个味觉最灵敏的人。你会去找一个舌头连酸的和甜的都分不清楚的人来做评酒师吗？这样的酒厂生产出来的哪里会是酒，可能变成醋了都不知道。

抗原检测，就是那些老花眼和舌头根本就分不清酸的和甜的人。

在疫情检测中，采用抗原检测技术的后果就是大量已经感染的人查不出来。但老百姓有几个搞得清楚这些？他们自己花钱买了政府认可的抗原检测产品查完了是阴性，他们就认为自己没事了，可以出去活动了。并且已经查完了是阴性，你要马上再让他花时间去作核酸，凭什么？这不是发神经吗？因此，采用抗原检测的结果就是不仅大量受感染的人查不出来，而且为核酸检测故意制造巨大的社会认知障碍。

很奥秘的是：所有支持抗原检测的人都不否认核酸检测是“金标准”，并且认为抗原检测只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作用。可是生产抗原产品的厂家谁管这个。作为企业既然产品做出来了，当然是进入的市场越多越好。说是只适用于特定的地方，可是，上海疫情防控工作2022年3月27日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截至当时，上海全市已做抗原检测1400多万人。一个疫情如此严重，人口密集特别适合核酸检测的城市，怎么能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可以说绝对一无是处，纯粹只会添乱的抗原检测产品呢？

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人们（甚至包括科技最发达的上海）就没有充分意识到？因为这涉及到专业度极深的测量学知识。

对于测量，有一个很通俗的时钟问题：当你拥有100个走时不一样的时钟时，就搞不清楚具体时间是多少了。当在社会上同时采用核酸检测技术和极低灵敏度的抗原检测技术时，你就搞不清楚人群中还潜藏了多少感染者了。

核酸检测灵敏度的现行国家标准是500copies/ml。目前业界已经能够实现的最高灵敏度已经可达到10copies/ml。而抗原检测技术是多少呢？只能做到10万至100万copies/ml,与当前核酸检测国家标准相差200至2000倍，与业界已经实现的较高技术水平相差1万至10万倍！而从成本上来说，通过10混和最新的20混技术，核酸检测每个人的材料和设备成本已经可以降到2元钱以下，到终端人们实际检测时的价格已经普遍是8元钱。而抗原检测出厂价是5元，到用户手里是20元以上。价格贵了一倍以上。居然现在开始在中国推广全面落后的、可以说是“绝对一无是处、只会添乱”的这种检测技术，为什么？

3．令人迷惑的抗原检测技术指标

抗原检测产品采用的核心技术指标有两个：特异性和敏感性。对应的衍生技术指标有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从统一测量学角度来说，这些以最初级的统计学方法建立起来的技术指标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是在非常特定的情况才可以用来作为一种简易检测技术的定性指标。本文后面将用统一测量学的专业知识讨论明白：为什么它们在当前的抗疫应用下更是完全不能成立，并且必然导致疫情不可能清零，只能持续爆发。尤其敏感性的技术指标，把抗原检测低劣到极点的灵敏度给充分地掩盖起来了。从统一测量学的角度来说，根本就没有敏感性这种技术指标，只有灵敏度、分辨力。这个指标在医学界的“方言”叫“检测限”。很显然，按照其敏感性的统计学计算公式，如果一个群体的感染者病毒浓度全部低于抗原检测的灵敏度，其检测结果的敏感性数据就是0%。如果一个群体的病毒浓度全都高于其灵敏度，检测结果的敏感性就是100%。它并不是一个只与抗原检测产品本身完全相关的技术指标，这怎么能成为评价产品技术水平的依据呢？如同要评价一个人跑步的速度有多快，你当然得在平地上跑来进行测量，或在跑步机上跑一下测量也可以。但如果有人说他跑步的速度能超过音速，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坐在飞机上达到超音速的速度，这样与其自身能力不完全相关的结果数据，能作为评价其跑步能力的技术指标吗？

任何检测技术只有在被检测对象超过其灵敏度时，才会被检测出来。以上分析也表明，只有在感染群体的病毒浓度已经很高，且高于抗原检测的灵敏度时，抗原检测才能有发现阳性个体的价值。

中国已经批准的抗原检测试剂敏感性在75%-98%，特异性是95%-99%之间。各个抗原检测产品厂家标注其产品技术指标时，当然就只标注用百分率表达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指标，而不会去标注灵敏度的指标了。

医学界的专家们没有几个是测量学专业出身或受过专业测量学训练的。受过专业测量学训练的人又没几个是干分子生物学的。由此即知道这个坑挖得有多深，有多么隐秘。能挖出这种深坑的人其技术水平之高和用心之深达到了何种程度。采用这种技术指标，接近于可以把全世界医学界和分子生物学界的人，包括那些最顶级的专家们全给唬住，更别提普通老百姓了。

4．上海被生物战忽悠了

就在2021年8月份南京疫情爆发时，我连续写了两篇分析张文宏病毒共存观点的文章，参见“张文宏，该说还是不该说？”“如何科学地理解张文宏”。当时我就非常担心，因为张文宏以及上海显然有些被生物战攻击者忽悠住了。直到2个月前，媒体还在不断地把上海的所谓“精准防疫”当作独特的经验不断地吹嘘。是上海自己真需要这样的自我宣传吗？不是，是生物战的攻击者需要这样忽悠整个中国。2022年3月初上海与深圳的疫情是差不多的，但为什么上海在今天发展到控制不住的局面？思想观念上的病毒共存论忽悠，技术上在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地使用抗原检测来对付已经爆发的疫情就是陷阱所在。如果病毒共存论可以算是一种观点上百家争鸣性质的话，采用抗原检测这种检测技术，就是在认知上陷到生物战发起者精心设计的深坑里去了。这也不仅仅是上海面对的局面，为什么国家层面会批准这样的产品大规模进入中国抗疫市场？

就在2022年4月2日，中美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高峰论坛上，张文宏对上海抗原检测技术与应用情况进行了介绍。从他的介绍中很明确地提到：上海采用抗原检测的目的就不是为清零，而是美国和香港的思路，为“把疫情控制住”。但正是美国等疫情的实际发展情况表明，所谓“把疫情控制住”实际结果肯定是“疫情完全控制不住”。

但为什么还要介绍这个技术呢？舆论战有一个原则，不在乎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在于谈的主题和话题是什么。既然是在谈抗原检测，即使在具体谈的时候基本上把它否定了，只要说得足够含糊，听的人也是云里雾里不完全搞得清楚。但既然是在谈它，就是在向全社会表明它是“有价值的”。很简单，如果完全没价值甚至完全有害的东西，你在正式的学术论坛上谈它干什么？

张文宏把抗原检测谈清楚了吗？但凡是搞技术的，无论技术水平如何，都知道抗原检测技术灵敏度差很远，所以谁都不敢说出它能替代核酸检测的话，所以就只是说在某些条件下作为一种核酸检测的“补充”。但具体补充的条件是什么呢？仔细追究起来就云天雾地了。真到实际使用的时候就没人能说得清它在什么意义上能成为补充的，补充到反客为主、把核酸检测搅得一塌糊涂也没人能说得清有多大的不是。不管怎么说，它多少还是能成功地发现几例阳性病例啊，总算有可取之处吧？但它同时带来多少混乱人们还能说得清吗？

听了张文宏的这个发言，对抗原检测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除了在检测灵敏度这个具有一票否决性质的核心指标上它差太远以外，并不是绝对地一无是处。因为这样它就可以有资格成为一种补充了。并且，明摆着使用这个技术的目的就不是清零，而是为把疫情“控制住”，也就等同于是要让疫情“完全控制不住”。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说是张文宏在技术上真的不懂，是他人听不明白，是他故意在忽悠大众，还是很多中国人都被别人忽悠了？

看看张文宏的这个演讲的结论，已经明确指出如果是以清零为目的，抗原检测是不适宜的。但同时又说了一大堆它可以成为一种补充的情况。读者自己去仔细品味一下，这些所谓的补充成立的条件能搞明白吗？例如，他说到“可以作为核酸检测能力不足时的一种补充”。这个表面看来如果偏远的农村没有足够的核酸检测能力补充一下也可以啊。但是，到了实际应用中，我大上海居然会核酸检测能力不足，要搞上千万人次的抗原检测？

• 密接者检测可以补充。
• 不适宜清零，但可以补充。
• 流行期可以补充，灵敏度极低但却可以尽早发现传染源。不适宜清零但可以压制病毒的流行。这些逻辑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 清零期也可以补充。

一句话，这东西不适宜，但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补充。那你说有什么情况下不能补充、不能掺和进去搅合的？

为什么要在上海抗疫的关键时期召开什么“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国际研讨会”？研讨什么？不就是要研讨怎么让上海没办法清零嘛！

三．为什么核酸检测是唯一的出路而不是“金标准”？

SARS-COV-2病毒或相应疫情的检测有四种技术：

影像学检测。就是已经出现白肺了，通过透视技术拍下的肺部病理学照片。这种检测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只是治疗价值，对于防疫来说实在太晚了。感染者早已经传播很久。

抗体检测。因为病毒入侵后，在特异性免疫阶段会出现特异性的抗体。检测出这种抗体，就表明受检者受到了病毒入侵。在还没有应用疫苗的时候，这种检测技术还有判断是否存在感染的价值。但现在已经普遍注射了疫苗。疫苗的作用就是等效于病毒入侵去刺激起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所以现在已经注射过疫苗的人体内存在抗体已经不能作为受到病毒入侵的指示性证据了。所以，现在这个检测主要的价值只能用来评估受检者抵抗病毒的能力。并且，即使是在过去可以作为受感染的指标，因为抗体只是在人体免疫反应第二阶段的特异性免疫（或称效应阶段）才会存在的，所以它发现受感染者在及时性上也是很受限的。

抗原检测。它是根据新冠病毒的免疫学特性，采用类似简易受孕检测盒的呈现方法来进行检测。无论是哪种简易抗原检测试剂盒，都是通过抗原与试剂的反应产生人眼可见的颜色变化来进行检测。因此，其所需要的病毒浓度（也可叫载量、滴度，这都没关系。单位有国际单位IU/ml，拷贝/ml等，这也都没关系）必然会相当高才行。这就是其灵敏度为什么会非常差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也有些人试图通过机器判读来提升灵敏度（在病毒很少只产生微弱颜色变化时也能看出来），但通过这些改进要想提升到与核酸检测可比的程度是远远不可能的。原因下面会讲到。

核酸检测。核酸检测是通过提取病毒的基因片段，将其在PCR设备中不断复制，从而使数量增长千万甚至上亿倍。如果粗略假设增加一个Ct值，也是多一次循环，核酸就增加一倍，那么Ct值为32，就相当于病毒的核酸片段增加了40多亿倍。其实，荧光PCR也是通过扩增以后的核酸物质产生反应发出的荧光进行光学测量，并且就是进行机器判读的。这样的话，采样中的病毒只要极少数量最终就可以发出足够的荧光，灵敏度当然就高出抗原检测太多了。因为现在采用的PCR是采用变温方法，也就是一次循环需要机器进行升温、降温再升温过程。如果只是追求检测速度，也有很多等温PCR技术，它们可以很快（甚至比抗原检测更快）出结果，但在灵敏度上与经典的变温PCR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比抗原检测却好很多），虽然其设备很简单，成本也很低，却不适合以清零为目标的检测。这是以清零为目标的中国为什么不采用等温PCR的原因所在。等温PCR都不用，为什么要用灵敏度差更远抗原检测？

当进行受孕检测时，受检者往往已经有心理预期可能受孕。并且早几天晚几天测出来影响不大，可以等被检测物质的浓度不断增加，直到检测灵敏度以上时测出来即可。不管检测结果如何，实际能影响到的最多也就是这一家子人。所以，在这种时间性要求相对较低、影响面极小的检测类型，是可以采用这种家用简易检测方法的。但是，防疫类的检测是高度地在与时间赛跑，必须争分夺秒的事情。并且其影响面是达到一旦失控就波及全社会。检测技术的灵敏度相差成千上万倍，对应的时间就必然以几天来计算，晚个几天时间病毒就已经传开了。所以，抗原检测介入进来的结果，就是要给病毒留出足够的传播时间，使清零成为不可能。除此之外无其他任何意义。

业界称核酸检测是“金标准”。这是真的充分认可这种检测技术吗？什么叫“金标准”？它一般是指测量精确度、灵敏度等指标相对最高，检测方法原理最科学，误差最小的测量方法。它甚至可以成为某一领域的计量基准方法。但是，一般作为金标准的测量方法其成本等可能相对较高，操作较为复杂。所以，在金标准支撑下，人们往往也会寻求一些指标没有高到那样极致的程度，但成本、操作方便性更好的普及型测量方法。例如，基因测序里的金标准测量方法是sanger测序法。荧光定量PCR Taqman探针法、普通PCR法、芯片法测序、二代测序法、质谱法等等的基因测序，都是要以sanger测序法为参照或计量检验校准。一般发表论文时也都需要sanger测序法的数据作为验证。

但是，以金标准为基础的普及型测量方法，至少得在测量技术指标上是接近的。如果差个几个数量级的灵敏度和误差指标，你就没资格与金标准“在一个圈子和层级上对话了”。

有了金标准，那人们心底里当然就会被暗示还应该存在“银标准”，至少是“铜标准”吧？对不起，对于以清零为目标的测量方法来说，核酸检测就是低成本大规模普及型唯一可行的方法，而不是什么“金标准”。金标准是用电子显微镜直接察看病毒外型，并且对病毒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把核酸检测称为“金标准”，就是要用抬高它的方法试图将它压死，压不死至少也得给它找一堆用于捣乱的检测方法 ——  这个坑挖得够深吧！

只要采用最高灵敏度的变温PCR核酸检测技术及时进行几轮全员检测，很容易就把疫情全部清零了。美国贝克曼、赛默飞公司早就在核酸检测的分杯（也称移液）、核酸提取、PCR环节有高通量的全自动化设备。如果想清零从技术上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但美国主推的检测方法是什么呢？懂王亲自出马推广的就是低灵敏度的等温PCR简易检测方法，另外大规模推广的就是灵敏度差到极点的抗原检测。变温PCR、等温PCR、抗原检测齐上阵，那就是100个走时不一样的时钟同时放在你面前的效果。这样的检测体系就从技术上充分且完备地有效确保了疫情不可能被清零。是没钱买美国自己厂家生产的全自动化核酸检测设备吗？怎么可能？动则上万亿美元地发钱，会没钱建立更强大的变温PCR核酸检测能力？

• 通过舆论战让人们思想上认为疫情是不可能清零的，必须与病毒共存。
• 用多重检测方法混用的检测体系，在技术上确保疫情不可能清零，反过来证明疫情不可能清零。
• 行动上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有效将病毒清零的简单有效的防疫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口罩等等。凡是能够将病毒清零的措施都坚决反对。不可能将病毒清零的疫苗和所谓的特效药可以网开一面。原来最普遍的冠状病毒——各种鼻病毒引发的感冒，有长期有效的疫苗和特效药吗？从来没有。
• 可是，中国明明已经成功地将病毒清零了啊！那不行，仔细想想，得全面地将清零污名化——清零影响经济说。可明明中国经济通过清零在疫情期间发展得最快啊？那不行，再想想。清零影响民生说，可明明中国通过短期清零行动后就可放开让民生正常化了啊？那不行，再想想，清零闭关锁国说，可中国从来没有完全闭关啊，疫情期间中国的进出口连创新高。即使没有疫情时，也不是说就护照都不要了国门大开啊？那不行，再想想，好好想想，仔细想想，挖空心思地再好好地仔细地想想……

上海疫情正严重的时候，网上很广泛流传一个所谓医学博士给法律人员打电话的录音，指责大规模核酸检测违反了中国的防疫法，也指责疫苗。其他所有的似乎都指责到了，让人们感觉这位博士好负责任啊！真是这样吗？现在就两种检测方法可选，指责核酸检测，不提抗原检测，那不就是只有选抗原检测一条路了吗？就明着说你就是想让上海市充分地采用灵敏度差到极点的抗原检测，从而让上海不可能清零不就得了，还装着很负责的样子藏那么深干嘛！

最高明的欺骗绝不是每句话都是假的，那样就没人信了，尤其瞒不了知识界和精英们。它不仅绝大多数都是真的，甚至会刻意地按照最科学、最复杂的方式讲真话，但就在最关键的地方、用貌似最专业的术语忽悠一下。这才是最容易驯化和控制人的思维，并且是社会中最精英阶层的方式。要想具备识别这种欺骗和忽悠的能力，必须具备最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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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战争 —— 科学的真理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下）

｜本篇序｜

在“隐形战争——中国未来抗疫之路该怎么走？”一文中，我们通过全新的战争理论证明了当前的新冠疫情是一场隐形战争形态的生物战。在第二篇“隐形战争——科学的真理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上)”一文中，我们深入讨论了通过抗原检测等给中国清零政策在技术上埋下的深坑，因为其专业性过强，它已经接近骗过中国整个防疫和医学界。因为文章中对著名的上海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博士提出了批评，有些网友在留言中对作者的专业性提出了很强的质疑或疑虑。尽管提出这个问题的网友很多是站在质疑本文作者的角度，但我还是要深深地感谢这些网友。因为防疫是一个非常严肃，且影响极为广泛的事情，即使这些质疑本文作者的网友言辞很激烈，如果是以专业角度提出质疑，我们都会持非常赞赏和很乐意接受质疑的态度。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任何个人的荣辱都是次要的事情。在此，我必须要先以接受读者考核和审查的、乃至虔诚的态度，呈交一下我之所以在专业性上可以来谈论这个问题的理由和资质等信息。

专业性是有问题针对性、层级领域等区分的。如果从层级领域上来说，有应用域专家、技术维护域专家、研发生产域的专家等。简单以汽车举例，一个人会开汽车，是老司机，他就是应用域的专家。如果一个人在汽车4S店作维修工程师，这是技术维护域的专家。如果一个人在汽车厂做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就是研发生产域的专家。

在医疗等体系实际进行病毒检测工作，这属于是应用域。

对医疗体系的病毒检测设备进行安装调试维护，这属于是技术维护域。

做IVD（体外诊断）设备、耗材、试剂等研发生产，这是属于研发生产域。

在病毒检测这个特定专业上，张文宏博士是属于应用域的专家，而我是属于研发生产域的。本人也是中国仪器仪表协会医疗仪器分会的高级会员。我以虔诚的态度呈交这些信息，是希望读者至少能够感到放心：我是有最基本的资格来谈这些专业问题的。但这个还远不是我有更权威性的理由来谈这些技术问题的真正原因。

不仅是普通人，甚至包括学术界的很多人，可能都不是能够特别清晰地界定：如何来确定专业的针对性。就是说，当你要解决一个问题时，谁才是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专家？由于现在科学技术的分工越来越细，各个专业方向越来越狭窄，因此专业之间的鸿沟可能会越来越深，越来越隔行如隔山。由此带来的最大问题还不在于一个专业领域的人可能理解不了另一个专业的知识，而是当遇到一个实际问题时，人们很有可能会找错专家。尤其当一个人成为名人以后，大家就以为他什么都懂。如果一个名人不知道精细地区分专业的差别，就很容易陷入以为自己什么都懂的状态。

正因为今天的人类科技领域越来越细分和广泛，所以就更迫切地需要具备能够横向看明白不同专业之间相互关系的能力，也就是“通晓能力”。困难之处在于：因为科技信息的爆炸，人们又普遍认为百科全书式的、能够通晓当代人类所有知识领域的学者已经不可能存在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很难什么都懂。幸运的是，今天在这个判断之前可以加上一句话——“除了本文作者之外”。不是说在中国社会如此，而是说“当今世界，包括北约和俄乌在内，除了本文作者以外，一个人很难什么都懂”。顺便说一下：当今中国至少在一个科学领域已经处于全世界绝对领导地位，就是基本科学方法或微观科学学。这是比一般的基础学科更加基础的学科领域。如果系统理解了第三代科学就会明白，这个观点是全世界学术界会一致公认的。

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其实很多网友已经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只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的读者可能会感到有些诧异。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就是掌握科学的两大基本工具：数学与测量。作者以这两大基本工具实际地考察和研究了当代人类全部三千多门科学的学科领域，包括全部的医学、生理学、分子生物学或病毒检测等领域。既然它是一套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说：只要读者愿意，并且系统地掌握了这一套方法，你也可以具备这样的能力。当有更多学者 —— 我当然希望是更多中国学者掌握了这一套方法之后，前面的说法就不再成立了，而是会变成：只要掌握了第三代科学的方法，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晓当代人类所有科技文明成就。

本文也会部分地涉及相关的科学方法课题。

下面接着前文话题继续讨论生物战的隐形战争问题。

四、科学的制高点 —— 测量与科学

1.专业领域与专业问题

关于真理还有一句话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正因为如此，在具体的真理面前，人和人就是完全不平等的。人们能指望某个对特定专业什么研究也没做过的人，与一个长期研究该领域的专业人员具有平等的说话资格吗？不是“当然不能”，而是“绝对不能”。忽悠人的大V们经常就是拿“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随便说些什么，却要求具有与真正的专业研究者一样说话的权力。因此，在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时，后面必须加上一句话：“在一切具体的真理面前，人和人是不平等的”。

因此，我们很自然想到的是，遇到专业的问题，首先必须去听专家的话。问题在于，很多表面上专业的问题，所涉及的并不是某个单一的专业领域，而是会涉及众多不同的专业。那就要深入分析，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具体课题究竟是属于什么专业领域的，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它属于哪个专业领域。

2．从一个具体案例说起

1964年，贝尔实验室的彭齐亚斯和他的同事威尔逊为了研究卫星通讯，在调试6米号角式天线接收机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无法克服的4080MHz为中心的背景噪声。经过长期测量、验证，以及与附近研究宇宙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专业教授们交流，1965年，他们二人在《天体物理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在4080兆赫上额外天线温度的测量》的论文。因为这篇论文，他们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的原因是这个测量结果成为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有力支持证据之一。后来，人们就时常请教他们关于宇宙大爆炸的问题，他们憋不住坦率地说，真的搞不懂宇宙大爆炸理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们对此完全是外行。两个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外行，却因为证明了这个理论而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什么？因为证明这个理论的宇宙微波背景幅射的测量专业技术，与这个理论可以说基本没什么关系。他们的成功，最核心的原因是他们拥有更高灵敏度的微波测量工具。如果说有什么偶然因素，那就是当时用于卫星通讯的C波段的下行频段（3.7GHz – 4.2GHz为下行和5.925GHz – 6.425GHz上行，扩展的C波段可以从4GHz到8GHz），正好就是与3K宇宙微波背景幅射的峰值部分频段重合，使他们有机会接收到这个信号。如果是现在卫星通讯常用的Ku（下行从10.7GHz到12.75GHz，上行从12.75GHz到18.1GHz）甚至Ka频段(27GHz到40GHz)，可能就没这个运气了。

目前在中国，别说是宇宙大爆炸理论，作为诺奖获得者的彭齐亚斯可能会被人们邀请去大谈相对论、宇宙学、量子计算、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太阳能、星链……他们还不得不说点什么。如果他们说自己真的不懂宇宙大爆炸理论，很多人可能会非常不理解。可能会有这么三种情况：

• 哎呀彭老师，您真是太谦虚了！谦虚过头了也是骄傲啊。
• 彭老师是在说笑话吧！您别逗我了！—— 彭老师是太忙了，以此婉拒。
• 不懂，怎么可能？那你们怎么靠证明这个理论居然得诺贝尔奖了？那不是骗子，把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蒙了吗？

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到，他们就是微波信号测量和卫星通讯的专家。如果他们对其他问题没兴趣，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这种情况不仅在这一个领域如此，而是很常见的。例如，碳14测年法、以锆石晶体为基础的铀铅测年法、热释光测年、电子自旋共振测年法是考古学和地质学研究常用的测量方法。但是，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们一般来说在这些技术上都是外行，他们甚至可能连用户不是，只是将样本送交给有条件的真正是用户的实验室测量，他们使用测量结果就可以了。有些人受过相应的专业培训，大多也只是会使用这些测量工具而已。在防疫领域同样如此，不要老是听防疫专家和权威们整天在谈核酸检测、基因测序等，他们在这些测量技术上基本都是外行，最多算是用户。但是，中国社会对于科学的这些情况很多是不理解的，很多时候不光是普通人，就是政府也经常被表面看起来的砖家们给蒙了，尤其中国的专家们经常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懂哪些领域，或者不会像彭齐亚斯他们被人问到宇宙大爆炸问题时，不顾人们的难以置信直言自己确实搞不懂。不要埋怨中国人老是被砖家们忽悠，首先你自己都不知道遇到专业问题时，什么才是相匹配的专业，大家主要都是靠谁的名气大来找人。明星的名气大，所以人们买东西时就经常听名星和网红的话。我们不具备判断的能力，只好靠头衔，靠国外的判断来作为自己的判断，这样当然很容易被别人给忽悠了。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充分理解到，靠证明宇宙大爆炸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彭齐亚斯他们，在宇宙学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领域是外行，什么时候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才算真正提高了。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理解到张文宏这样的专家在抗原检测基础技术领域是外行，什么时候中国人在流行病的领域科学素养才算真正提高了。会开车与会造车完全是两个概念。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如果你都不知道在具体专业问题上谁才是真正的专家，就不要再哀叹中国人老被砖家们给骗惨了。

所谓“砖家”，就是那些搞错专业领域的专家。

人们可以不对各个专业领域的特定知识很清楚，但至少必须具备遇到实际问题时，知道对应的专业领域究竟是什么。这样你才知道去补什么课，或者去找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找对人”。如何找对人，找对专业方向？这也是第三代科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微波信号的测量上，当时搞卫星通讯的比搞宇宙学的拥有更方便、更高灵敏度的测量工具，他们就掌握了更多科学的真理，并且科学界包括宇宙学界也都普遍认可他们拥有这个权力。所以，最重要的是更高灵敏度的测量工具，而不在于专业领域的专家头衔。这样一来，是否少数专家就会垄断科学真理的话语权呢？当然不是，成为标准的是纯粹客观的更高灵敏度的测量数据。因此，无论谁拥有了这一点，谁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由于彭齐亚斯他们测量到微波背景幅射时所用的设备，只是刚好可以发现这个频谱的存在，因此测量的结果是“各向同性的”，也就是在宇宙空间的和各个方向测得的微波背景幅射看不出任何差别。随着测量灵敏度的进一步提升，1989年11月升空的宇宙背景探测者（COBE，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测量到的结果，表明微波背景幅射的频谱，与2.726±0.010K的黑体辐射谱高度重合。但在扣除了银河系相对运动以及其他干扰之后，首次证明了这个幅射在不同方向上是存在差异的，这个常被称为各向异性，其温度涨落的幅度约为百万分之五。这个温度涨落起源于宇宙在形成初期极小尺度上的量子涨落，它随着宇宙的暴胀而放大到宇宙学的尺度上，就成为星系团等结构形成的原因。2006年，负责COBE项目的科学家约翰·马瑟和乔治·斯穆特，因其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黑体形式和各向异性”，再次，因为对这个专业方向的更高灵敏度测量结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不要以为得诺贝尔奖是多么难的事情，问题只在于你是不是去研究可以得诺奖的专业课题，并且是否有更高灵敏度的测量手段，从而比别人更先发现相应的新现象。另一方面，对于科学来说，诺奖也不意味着就是一切。但数学与测量却决定了科学的一切领域。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与新冠疫情表面看起来似乎没关系的案例呢？因为这些测量学的基本问题并不止是宇宙大爆炸领域才会有，它在包括病毒测量在内的一切科学技术领域全都是共性的。—— 科学的真理，永远掌握在拥有更高灵敏度测量工具的人手里。将微波背景幅射的测量与病毒检测放在一起，并不是一种“类比”，而是从统一测量学角度说，它们完全就是同一类测量学专业课题。

如果没有更高灵敏度的卫星接收机，就没那个运气发现微波背景幅射。如果没有继续增加的超高灵敏度的微波测量工具COBE，就不可能发现微波背景幅射存在各向异性。

对于病毒，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足够的检测灵敏度，病毒就不可能清零。如果没有核酸检测灵敏度更进一步的提升，就不可能用更少的封城时间，更少的全员核酸检测，更低的成本实现清零。

以往的很多科学哲学的理论无法理解科学在什么意义上算是一种进步。例如库恩就认为一个科学范式取代另一个与一个政党的统治取代另一个差不多。费耶阿本德甚至认为科学与非科学根本就没有明显的界线。如果这样只是表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因为很明显，科学就是很显著地在不断进步。其中一个很关键性的解释就是测量的灵敏度。道理很简单，灵敏度越来越越高，科学认识到的对象就越来越多。测量误差越来越小，科学对认识对象的理解就越来越精确。科学哲学或哲学的认识论总想去“指导”科学，但如果你不能深入到科学的任何一层级的细节中去，怎么可能有价值呢？我们的科学方法是可以解释和指导至科学研究活动的任何一个细节深度，明确地告诉你该做什么。

3．统一测量学

无论你所在的专业是什么学科领域，作为科学都需要遵从一些基本的共性准则。比如说要“符合逻辑”。现在的逻辑已经数学化，它是属于数学基础或称数理逻辑。还有一个公认的准则是“以事实为依据”。这个是没问题的，但什么才叫科学的事实呢？正确的答案是：严格遵从统一测量学的测量数据，才能被称为科学的事实。但是，过去在测量问题上，并没有一个全部科学领域统一的测量学科，因此各个学科都是自己在“以事实为依据”这样的哲学观念指引下，各自为战地建设起来的。它们的学术名称不统一，方法不统一。这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来说明：

计算机也是各个学科领域共同应用到的工具，但计算机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有通用的CPU、内存、显示屏、硬盘、键盘鼠标等等技术和产品。每个应用领域只要开发自己的数学建模、应用软件就可以了。但如果每个领域都各自独立地建设自己的一套计算机产业技术生态，将会是什么结果？

医学领域的人会开发医学CPU、医学内存、医学硬盘、医学键盘鼠标、医学闪存、医学计算机…..

化学领域的人又会开发化学CPU、化学内存、化学硬盘、化学键盘鼠标、化学闪存甚至化学芯片制造产业、化学半导体芯片光刻机、化学计算机….

……

如果是以上状态会是什么结果？也不能说各个专业的特制计算机就不是计算机，但会存在如下问题：

太多浪费了。学者们可以写的论文倒是能多出来很多，可绝大多数是没有必要的工作。

互相不理解。很多相同的测量学问题，在不同学科里采用不同的名称，这就导致相互间不理解。

只能属于低水平重复。这些低水平重复用查重软件还是查不出来的，因为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名称。2019年全球SCI科技论文数量达230万篇，中国有49.6万篇。中国国内所有科技论文都算上有144.8万篇。因为没有统一测量学，导致的重复占据极大比例。重复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水平必然极低。

以医学为例，科赫法则，随机双盲实验，循证医学等，被医学界奉为圭臬。当然不能说它们不对，但是，以这些为基础建立的都是水平很低的测量学体系。科赫法则是以穆勒的经典归纳法为基础的。随机双盲实验只是穆勒归纳法更精致的形式。所谓循证医学一定程度上是实验哲学的医学领域呈现方式。在以统一测量学为基础的医学测量学面前，这些都是小儿科的、水平很低的、很不完备的，它们只是统一测量学很小的一个子集。很多人喜欢争论中西医的科学性问题。最准确的答案是：他们都有不同的科学基础，但最严格地说都不够科学。所以别争了，需要考虑的唯一有价值问题是如何以统一测量学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医学测量学，从而使它们都变得真正科学起来。一说某个学科“不够科学”，这个学科的学者们可能会有压力。希望大家明白，大可不必有任何压力，因为从统一测量学的角度看，现在的所有学科都存在类似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即使被认为最科学的物理学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医学、中医、生理学、分子生物学等存在问题就没必要有任何压力了，只要把问题搞清楚就可以了。

有了统一测量学会有什么好处呢？

完备性和最高水准。统一测量学是在全人类所有科学领域得到验证，而不只是在医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得到验证。同时，它又吸收了医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全部测量学成就。所以，统一测量学的方法体系相比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测量体系，显然都更加地完备、精确、系统。它的可靠性、科学性当然比一切领域现有的实验和测量体系都更高。这就可以保证，在统一测量学基础上建立的任何学科的测量学体系，是可以达到当前人类整个科学技术最高水准的。

经济性。任何一个学科，包括医学在内，不需要自己从头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测量学体系，而是直接调用人类最成熟完备的测量学体系就可以了。这就可以节省巨大的研究资源，用于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需要去进行重复的工作。

简单性。采用统一测量学，也可以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带来巨大的方便和简化，极大地提升科学的效率。如果单纯地只在一个学科体系内的概念（可叫“方言”）理解其知识，有些可能会非常难。但如果通过统一测量学（普通话）在其他相对简单的领域找到对应的同类技术，理解起来可能会简单很多。我们下面将通过一些案例，来说明采用统一测量学的方法体系，将使很多防疫领域的知识理解起来变得多么容易。

五、如何理解特异性

1．方言与普通话

由于人体和其他动物生理结构以及分子层面的机理是极为复杂的，因此直接理解起来会非常困难。例如，由于过去专业间的鸿沟，基因科学领域的学术名称大多很令人遗憾。因为基因科学的名称有很多借鉴信息领域的学术名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最初起名字的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学者们对信息科学都是处于半懂不懂的状态，导致起的方言学术名称非常糟糕，这使其理解起来很困难。参见我的文章“不会起名字的医学和分子生物学”。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尊重专业领域里原有的专业术语，采用它们来介绍，但用统一测量学的普通话术语来更简单、准确地解读。

2．人体免疫系统

病毒检测的特异性指标相比灵敏度的重要性更低，但我们先从这个不那么重要的指标谈可能更轻松一些。特异性低可能会带来假阳性。但对病毒检测来说，宁可搞错十个、不可错过一个。在免疫学领域，有“非特异性免疫”（也叫先天性免疫），“特异性免疫”等方言术语。刚开始接触的人可能会感觉云里雾里。但如果在统一测量学中，以“选择性”这种普通话术语来理解，可能会更清晰和简单。

下面是一个人体内体液免疫的原理框图。人体内有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两类，如果不是专业人员，可以不用太区别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它们的原理差别并不太大，都分为感应阶段、反应阶段和效应阶段三个阶段。感应阶段的免疫是一种“非特异性免疫”。经过反应阶段到效应阶段，被称为特异性免疫，也叫二次免疫。

差别是什么呢？在非特异性免疫阶段，巨噬细胞并不区分是什么病原体（抗原），它是采用“只要发现不是正常细胞就格杀无论”的策略。其吞噬病原体之后，会识别出病原体的特征，通过T细胞、B细胞、效应B细胞产生与相应的抗原有特异性的抗体。之所以称特异性，就是这种抗体只对相应的抗原起作用，不再是格杀无论了。

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巨噬细胞在感应阶段，怎么能够识别出体内正常的细胞和入侵的病原体细胞呢？如果不能准确识别的话，它不是把正常细胞也都给吞噬了？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排异反应就是人体免疫系统把移植的器官当成外来入侵的异物进行攻击产生的。有的文献介绍说免疫系统能识别出“自己”和“非己”。这个说法严格来讲不是完全严格的。因为巨噬细胞不仅仅是会清理吞噬入侵的外来病原体，而且还会吞噬清理人体内死亡或不正常的细胞。后者就不太好说是自己还是非己。因此，准确地说是“体内正常物质”与“非正常物质”。人体免疫系统在人发育过程中会记下自己体内正常细胞等物质。只要免疫系统发现与这些体内正常物质不一样的东西，它就会进行吞噬。无论是外来入侵的，还是体内死亡或有病变的不正常细胞，都会被它吞噬。因此，即使是在非特异性阶段，也是有一定选择性的，只是其选择范围比较宽。而在特异性免疫阶段，只是其选择性比较强，选择攻击的范围比较窄。如何来理解这些差别呢？

3．特异性与选择性

任何测量或识别都存在不同的选择性。要进行选择，需要依靠选择的特征。在电子测量系统中，一般是采用“滤波”来获得选择性。滤波的类型是有很多种的，有宽带滤波和窄带滤波，有高通（高频通过，低频被衰减）、低通（低频通过、高频被衰减）、带通（某一个频段通过，高低两侧被衰减）。搞电子专业的人理解这些比较容易。但如果读者对这些理解起来还是有些困难，那就用最简单的农民收粮食后进行的筛选来理解吧。它们是用网眼大小不同的筛子来选择出粮食、秸秆和小石子，这些都是选择。选择是根据特征上的差别进行的。因此，特征越明显、越多，选择性就越强。但任何选择又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会有不希望被选择的对象混进来。例如，通过筛子分选粮食并不一定绝对保证能把所有石子都挑选出去。

通过以上对选择性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比较准地理解“非特异性免疫”，“特异性免疫”和“基因的特异性”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了。所谓非特异性并不是说任何选择性都没有，而是说其选择性比较宽，它以是不是体内正常物质来进行比较宽泛的选择。

特异性免疫是根据病原体外表特征（医学术语叫“表达”）来进行选择的。所以，如果出现外表特征太接近，尤其抗体要识别的表达太接近的不同细胞，就可能出现不能区分的情况。这就是以免疫方法进行检测的技术会出现假阳性的原因。事实上，用任何技术检测都可能出现假阳性，只是比例不同而已。你可以理解为粮食分选机的筛子，没能分清楚粮食和与特征很接近的石子。

显然，特征越丰富，选择性就越强，识别率就越高。例如，不仅是通过筛子网眼的大小进行选择，而且还通过重量、颜色等更多特征来进行多重的选择，就可以更为可靠地将石子从粮食中剔除出去。进行选择的特征越多，显然选择得就越精确和彻底。所以，过去的粮食往往还需要进行淘洗，把很少的石子人工剔除出去。但现在生产的粮食已经极少有石子了，甚至可以免洗直接做饭吃。

免疫系统是以细胞、病毒或细菌的外表特征进行选择的，而核酸检测是以病毒的基因进行选择的。以基因匹配为特征的选择性，显然比病毒外表特征的选择性强得多。这就是核酸检测的假阳性率远远低于抗原检测的原因。核酸检测并不是对病毒的全基因组进行匹配选择，而只是其特征性的基因片段。目前对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主要采用两个特征性的基因片段，分别称为ORF 1ab基因（开放读码框1ab，open reading frame 1ab，简称ORF1ab）和N基因（核壳蛋白nucleocapsid protein，简称N基因）。这个是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中建议的。针对这些靶标基因设计的引物和荧光探针长度也就20到30个碱基。这些特征就决定了核酸检测方法选择性的大小。虽然新冠病毒变异非常快，但这两个特征性的基因都没发生变化，因此一直可以作为有效检测的工具。同时也说明以这个引物设计进行的检测并不能区分不同的新冠病毒。

理解了选择性，可以触类旁通地理解一大群不同科学技术中的知识。如分子筛、半透膜、滤纸、离心机、层析、色谱法……

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疫苗有可能会被变异后的病毒逃逸。疫苗产生的抗体是认病毒外貌，而不是直接认它的基因。爷爷生出爸爸、爸爸生出自己、自己生出儿子、儿子生出孙子……虽然都是亲生的，在样貌上有相似性，但变异多了就认不出来了。RNA病毒是具有高度变异性的，能认出爷爷的疫苗抗体，有可能部分能认出爸爸，……到孙子就可能完全认不出来了。

六、统计学与测量学

1．统计学不能替代测量学

在很多学科里，常常把统计学等同于测量学。在医学领域，统计学方法的使用也是很普遍的。测量学的确使用到了很多统计学的知识，但它们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我们先举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

假设一个工厂要生产一个产品，为简单分析起见，再假设其技术指标就是10cm的长度，并且允许生产出来的产品误差范围是±0.1cm。当生产出100件产品后，经过测量，它们的误差都在允许的范围内，都是合格产品。我们要问这个工厂生产过程的产品合格率是多少？如果用统计学方法，很简单啊！总样本量是100，合格产品数量是100，合格率就是100/100=100%。这个不能绝对地说错，但是，任何企业生产过程不可能是绝对完美的，一定会有生产出不合格的产品机率存在。但用这个统计学方法却无法精细地算出来。如果用测量学的方法，应当是这样：

首先算出100件产品的实测长度与标准的10cm长度的偏差值，然后计算其均方差。假设计算出的均方差为0.033cm，也就是允许偏差的1/3，或者说允许的偏差限度是均方差的3倍。那么，这个生产过程的合格率就是99.7%（不合格率为0.3%）。如果计算出的均方差为0.0167cm，也就是允许偏差限度的1/6，不合格率就是百万分之3.4。为什么是这些数值不去深入讨论，它们是测量学的基础知识。这个与用简单统计学方法算出的100%合格率当然很接近，但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很显然，统计学的方法只利用到了测量结果最简单粗略的信息：合格，不合格。而测量学方法将所有测量获得的信息都充分利用到了：每个产品与标准的偏差值大小，当然会更加精确。

在医学的测量中，经常给出的结果同样是最粗略的信息：阴性与阳性。但如果我们要获得更多精确的信息，从而做出更多精确的判断，就不能仅限于这种最粗略的信息。在有些时候，统计学方法带来的可能不止是“不精确”，而且可能产生实质性的错误。

2．错误的抗原检测技术指标

上篇文章“隐形战争——科学的真理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上)”我们曾说到，现在抗原检测产品的两个评价技术指标：特异性和敏感性都是用简单统计学方法来确定的。

先说特异性。我们前面说过，特性性是一个方言术语，用统一测量学的专业术语应当叫选择性。我们先看看其他领域的选择性是如何表达的。在滤波器设计中，选择性是靠其滤波器的技术特性决定的。其中主要的是信号可以通过到被阻止边界点——“截止频率”确定的。选择性不能简单地说大小，而是要靠其选择能力的技术特性来确定。滤波器的高通、低通、带通、带阻、全通等不同特性，是靠不同截止频率的组合来实现的，甚至可能会形成如梳状滤波器（可看作是多个带通的组合）等很复杂的类型。采用百分比的表达，不仅是一种过于粗略的统计学方法表达。而且本质上说这种指标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它不仅取决于选择器本身的技术性能，而且高度地取决于外界干扰信号是什么类型。

我们假设，有某种感冒病毒与新冠病毒非常类似，抗原检测的选择性无法区分。如果同时存在这么一个感冒的流行，那么被检测的人群只要被感染了这种感冒，就会在抗原检测时出现假阳性。但是，如果抗原检测的特异性免疫识别不能区分的病毒流行率特别低，那么假阳性率就会非常低，甚至于也可以没有任何假阳性。例如，在实验室进行测试，被检样品中只存在新冠的假病毒，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被抗原检测识别到的物质，那么进行大量的测试结果，理论上假阳性率应当为零。

所以，以假阳性率表达的特异性，是检测产品的选择性技术性能，与社会人群的特定病毒统计特性组合起来的一种结果表达，它只是在假设社会人群中特定的样品统计特性时才会存在。如果社会人群中不同病毒的分布情况分散性很大，那么，相同抗原产品的假阳性率就会千差万别。一个选择性就算很差的筛子，如果输入的粮食本身就很干净，很单纯，最后出来的粮食也会很干净。但在输入粮食本身混入的杂质很多时，就区别不出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最初人们根据特异性与流行率对假阳性进行计算所作的预测，与最后实际结果完全对不上号的原因所在。这也意味着，以百分率表达的特异性技术指标，事实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要是采用免疫技术，其选择性就差不多。最终假阳性率是多少，几乎与厂家的产品性能没多大关系，而主要取决于社会人群中不同病毒的分布特性。

3．基本传染数是合适的表达指标吗？

在流行病学中，R0(基本传染数)是一个经常采用的指标。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它是指：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这是一个典型的纯粹统计学定义。但是，如果从测量学角度，就会知道这种定义是存在太多漏洞的，很难用来准确表达不同传染病的传播能力。

很显然，一个感染了某种传染病的人要将它传播给其他人，前提条件是必须得有接触。“没有外力介入”看起来是提供一个客观的统计条件。但事实上，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人们相互之间接触的机会是差异巨大的。古代社会或多年之前的社会，今天的社会差异也非常大。即使在今天，城市与农村、不同国家之间差异也非常巨大。那么，即使相同的一个病毒，在完全不同的人群接触机会下，其传播率是显然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一方面R0数值是多少，不仅取决于病毒本身，而且高度地取决于社会人群相互接触的频率。所以，相同的病毒在不同社会状态下，其传播率是肯定不一样的。在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不一样，不同国家间不一样，城市与农村不一样。尤其是封城与没有封城完全不一样。无论传播性多么强的病毒，如果在严格封城状态下，其R0就会肯定小于1。当然，人们会说这已经不是“没有外力介入”的状态。但在很多农村地区，与封城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在这些地区，表面看似医疗条件落后，但R0的数值却会非常小。城市人口越是密集，任何病毒的R0都可能很高。

一个高度取决于外部测量条件的指标，怎么能够用来精确表达病毒本身的传播力呢？

因此，流行病学界不应再简单地陷于这种最原始的统计学概念框架来研究。这里面的大多数概念，都是因为早期测量手段不足而不得已采用的。在今天的测量技术已经充分发达的时代，如果人们还是陷于原始的统计学研究框架，就无法使流行病学获得真正的进步。

数字PCR技术已经可以精确地数出样本中有多少粒病毒。

采用免疫磁珠的样本富集技术，以及大样本量的核酸提取，已经可以使核酸检测的灵敏度提升到每毫升个位数的病毒都可以被检测出来。

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如果在思想上没有树立起真正科学的观念，就会长期停滞在最原始的学术状态。

但凡还是在用最简单的统计学指标写论文的，水平都不可能高到哪里去。即使发到最顶级刊物上（如《CELL》《Nature》《Science》等）也是如此。不要去迷信这些刊物。在没有于统一测量学基础上建立起医学测量学、分子生物测量学之前，它们学术水平都必然远远低于现代科学技术可以支撑的高度。医学科技学术水平的发展限制，无疑会限制防疫实践的水平。

4．改变Ct值的阴性阳性判断标准是合理的吗？

2022年3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这一版方案被一些鼓吹共享论的专家称为是“最科学”的，并且媒体认为这并不是放松疫情的防控，这就不免让人非常忧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标题是“核酸检测标准调整”。仔细看这个诊疗方案，以及它与第八版的变化，是在第十三条里与出院标准相关的核酸检测标准上的变化。原来的核酸检测标准并不是在诊疗方案里规定，而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里规定的。之前的标准为：

“2.结果判断。

阴性: 无Ct值或Ct为40。

阳性：Ct值<37，可报告为阳性。

灰区：Ct值在37-40之间，建议重复实验，若重做结果Ct

值<40，扩增曲线有明显起峰，该样本判断为阳性,否则为阴性。”

无论是判断是否受感染，还是出院都是按这个标准。而诊疗方案第九版里，只是规定了出院的判断标准如下：

在检查是否受感染的标准上，依然是采纳原来的标准。这个在第九版诊疗方案中并没有直接显式地提出来，因为它是在“检测技术指南”里规定的。但是，在很多媒体宣传以及自媒体宣传中，却把这个两个检测完全混淆起来。国外在判断是否受感染的检测上甚至采用更低的标准，例如德国按30，美国等国采用的是35。甚至于，很多人反映上海在检查是否受感染（阳性还是阴性）的核酸检测标准上，就是比其他地区标准更低。类似国外的更低判断感染的标准，在上海检测是阴性的，到其他地区成阳性了（这个并不最后确认）。如果这样，当然就难以控制住疫情的传播。

为什么出院标准可以放宽一些，而在检测是否受感染上却绝对不能放松？

如果人体内没有任何免疫能力，入侵的病毒会按照指数的速度增长。如下图：

但是，人是有免疫能力的。前面说过，人的免疫系统有两个过程，前面一个“非特异性免疫”（先天性免疫，初次免疫），它是无差别地对非正常的物质都进行吞噬等免疫反应。

然后等体内产生抗体，就进入“特异性免疫”（再次免疫等）。人体内实际发生的过程是以上两个作用的叠加。它可能会有如下不同的结果：

既不传染也不生病。如果入侵的病毒量极小，人的非特异性免疫就可能把入侵的病毒全消灭了。所以，受感染的人不仅不会有任何症状，也因为病毒量极少，不会有传染性。

不生病但可能传染。当病毒入侵量进一步增大，受到非特异性免疫的压制，人不会生病，一直是无症状感染者。但因为体内的病毒会有一定增长，随着呼吸道的气溶胶或体液传播出去，从而有一定的传染性。

既传染又生病。如果病毒入侵量进一步增长，超过非特异性免疫所能抵抗的水平，病毒就无法控制住。尤其在两个免疫期的中间，可以见到两种免疫的能力都处于很低水平，非特异性免疫能力基本消耗光了，而特异性免疫还没成长起来。这个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病毒就可能很少受控制地指数增长，导致发病。而随着体内特性性免疫能力的持续增强，抗体大量增加，病毒就受到控制。大量的抗体会与抗原结合，结合后的病毒就会失去活性，并且进一步发生凝集、沉淀、溶解等反应，或被巨噬细胞吞噬掉。

由此分析可见，受感染后究竟会如何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病毒本身，而且高度地受入侵量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受感染数量极低时，传播性并不是太严重。但如果一个群体受感染者数量增多，就会极大地提升传播性。因为多个受感染者外溢的病毒数量及感染的外部媒介不断增加，就会极大地提升传播机率以及病毒入侵的数量。如果病毒入侵的数量很高，转向危重的概率就会增大。这也是为什么不同人群受感染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转向危重的机率更高，但年轻人中也会有转向危重者。尤其在受感染的基数大到一定程度，危重和死亡率也会随之增加。这是为什么在不同地区相同病毒的死亡率会有很大差异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不要去说某种病毒死亡率一定是多少。它是受很多不同因素影响的，尤其受到感染者基数、感染环境的病毒入侵量等因素的影响很大。

与抗原结合后的病毒不再有入侵人体正常细胞进行繁殖的能力，但它们在核酸检测中依然会被检测出来。因此，当可以明显看到病情减退，尤其是可以在血液中充分检测到较高水平的抗体时，就说明进入到了特性性免疫阶段，体内的病毒快速地减少。最后剩下很低水平的、被中和后的核酸时，一般情况下既不会有传染性，也不会生病。这是为什么将出院标准放宽到Ct值为35有其合理性的原因所在。

但是，在进行最初期的感染检查时，人体内病毒很可能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当然，也有可能因其入侵量极少而永远处于“既不传染也不生病”的状态。但是，这种险是不能冒的。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初期受感染检查时，Ct值在35-40区间就一定没有传染性。在这个阶段，是应当持“宁可错封十人，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放过一个，就可能使传染源无法封控住。

更重要的一点，别说是普通老百姓，即使是专业人员可能也很少理解实际防疫实践中Ct值的准确含义是什么。Ct值只是一个测量结果，它必须要还原到最初人体呼吸道的病毒浓度水平才有实际意义。

核酸检测要经历这样几个过程：

采样，这个大家都亲身体验过了，就是用拭子头在鼻腔或咽喉采集样本。如果采样方法不同，人的呼吸道里相同浓度的病毒被拭子头采集到的数量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保存、运输。就是将放进采样管的拭子头浸泡在采样管溶液里，运送到检测点。在这个过程中，病毒可能会有衰减。不同厂家的产品质量控制不同，这个衰减率是不一样的。另外，采样管受到污染的程度不同，也会影响后续检测过程。更重要的一点，那么一个小小的拭子头里获得的人呼吸道的体液，要被采样管里3ml的溶液大大地稀释。后续的核酸提取环节一般只采用200微升的溶液样品。这个检测方法本身理论上就必然会使病毒数量至少衰减十五倍以上。混检的方案衰减得更多。

核酸提取。目前单采的一般从采样管中提取200微升样本，利用磁珠法最后提取浓缩到约100微升的浓缩液。

参见“尽快提升核酸测量灵敏度的关键价值”。

PCR环节。最后从100微升浓缩液中，只抽取5微升进行PCR扩增和荧光定量测量。

如果从最后PCR测量结果往前反推，即使在PCR中只要有一个病毒核酸就可以被发现，最初采样的样本中也至少要有300个病毒才能确保这一点。但实际上，根据我们对市场上各个不同厂家的产品实际测试结果，几乎前面的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大量问题。实际核酸检测中可能要在采样的拭子头上获得成千上万的病毒才有可能被检测出来。因为核酸检测的价格越来越低，各个环节的产品价格也越来越走低。降低核酸检测的价格当然非常有利于降低成本。但这种简单的绝对价格战条件下，如果没有配合严格的品质控制，各个环节的产品质量一定是会不断向底线走，以至最后不断突破底线。很多环节的品质失去控制，如果没有很专业的检测也是难以发现的。

采样环节。采样管如果消毒不严格，会受到污染。现在采样管的生产环节一般采用医用的环氧乙烷进行消毒。但只有采用伽马射线消毒才能真正满足要求，它会带来采样管材料价格的上升。这个会影响到核酸提取环节的效率。后面会谈到为什么。

采样管的核酸保存液质量控制不好的话，病毒核酸在传递过程中就会有更多衰减。

因为核酸提取试剂的价格越压越低，采用质量比较低的磁珠，从而在样本中低载量的情况下提取效率会大大下降。严重的会下降到相差3个Ct值甚至6个Ct值以上。在核酸提取环节，并没有特异性地只针对新冠病毒核酸，而是其中的硅羟基磁珠与各种核酸都会结合，它也是一个“宽带的滤波器”，被剔除的是非核酸的各种细胞等杂质。因此，如果受到污染，其他核酸杂质比较多，它们就会消耗掉磁珠，使提取新冠的磁珠数量减少，从而降低对新冠核酸的提取效率。

PCR环节。仅仅简单地根据Ct值并不能直接确定初始病毒的数量是多少。目前业界认为采用外标准曲线的定量相对较为准确，而采用内标法的定量并不太可靠。当然，即使是采用外标准曲线的定量，也有一定的估算性质。采用最新的数字PCR所进行的定量检测可靠性就最高。因为它就是能把病毒分隔在大量微米尺寸的液滴里，使每个液滴只包含一个病毒。相当于有大量的微型PCR仪，每一个PCR仪只测一个病毒。最后是把病毒直接地一个一个数出来的。因此其准确性当然最高。

因为在前面环节技术指标控制严格程度受限，因此，在最后一个环节Ct值为35，并不能严格地推导出样本中的病毒含量到底是多少。

从上面分析可见，误导，甚至于直接地就是在普检环节采用更小的Ct值判断标准，不断压低各个环节的质量标准，事实上就是为病毒传播的尽量留出更充分的口子。如此暗藏的玄机，普通老百姓和一般政府官员如何能明白？

从上面分析也可明白，因为在特异性免疫阶段，抗体的浓度不会一直保持高位，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不是只为一种病毒而存在，它正常情况下是要去对抗各种潜在的病原体以及人体内的病变。因此，只针对新冠的抗体无论是因为真的受新冠感染，还是受疫苗刺激而产生，都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后不断地下降到正常水平。所以，靠疫苗能去成功地对抗某种疾病是一种特例，而不是普遍的情况。

虽然现在出现了一批能起一定作用的疫苗，但要想长期地对付新冠，想靠疫苗完全成功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同时，也别太指望所谓的“特药效”。中药能够起作用，是通过增强人自身免疫能力实现的。有人不太理解中医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为什么能够治病。只要了解一下非特异性免疫就知道了。在这个阶段免疫系统也不知道病原体具体是什么啊！但它用只要不认识就格杀勿论的方式，也可以把从来没见过的病毒给干掉了。而增强非特异性免疫的方法，也是不需要知道新病原体具体是什么样的。

在特异性免疫阶段，非特异性免疫还存在吗？这些问题才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最有价值的课题。这种非特异性免疫，难道不就是一种最为有效的纯天然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吗？

今天以简单统计学为基础的大量所谓西医概念体系，与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概念相比，只能说稍微更接近科学而已，但与统一测量学框架下的医学测量学相比，它们并不是最严格的科学。有一句笑话，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是不能信的：迷信、谎言、统计学。这个说法虽然夸张了一点，但我们的确需要深思。如果说中医有什么不科学之处，那么西医的不科学性最重要的体现，就在于说不清中医的不科学之处在哪里？仅仅说一个知识体系不科学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能够给出如何让它变科学的具体方法。

七、结论

网上看到金银潭医院出发去上海支援医护人员的视频，她们说只是要去报恩的，因为两年前武汉疫情时上海医护人员最早赶到金银潭医院。此情此景让人瞬间泪目，也让人心里五味杂陈。毫无疑问，上海的这次防疫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但希望人们不要简单地看待上海，更不要落井下石，一发现错就全是简单粗暴的、全面的否定。无论上海想做实验的想法对还是不对。事实是：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它就是一次实验。既然付出了代价，那我们就要从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科学实验的数据。客观地说，原来他采取“精准防御”的策略，的确是躲过了之前所有的疫情。只是这一次，对奥米克戎没有躲过去。那就说明存在一个具体的阈值，当超过这个阈值的时候，原来的精准防御就会失效。那么，如果能够精确地发现并可操作这个阈值，就可以使得未来在新的疫情情况下，精准防御还可以继续有效。原来的精准防御只是一个哲学理念，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当受到别的理念干扰下，就会失效。真正的精准防疫，是需要全面系统的，精准的科学数据和依据支持的。没有精准的科学数据、理论、技术支持，何来精准的防疫？

从最根本的途径来说，必须坚定最终将这个病毒完全剿灭的信心。事实已经证明：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本文转自： https://wmdpd.com/zhuan-yin-xing-zhan-zheng-he-j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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