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父亲的癌细胞转移到了肺部，又得开始新一次化疗征途了。那时我刚做完博士毕业论文，我就想，那这次我陪父亲去上海。从最开始罹患癌症，父亲就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看，这次也是同一位主治医生。到今年3月这趟过来之前，我们已经做了五次大化疗，按计划，还有1次化疗和1次放疗。

这一个月来，最曲折的是4月11日那天，那是最后一个疗程的最后一次放疗。

4月6日，上海，社区持续实施封闭管理。（图 | 人民视觉）

我们通常都是头一天做核酸，第二天正好拿着检测结果进去。结果10日那天，我们单元楼大门给上了铁链锁。我回房间后，起初也没告诉我父亲，怕他又着急。到了晚上8点多，铁链还在，就跟父亲商量说，要不就周二再去，缓一天。说的时候我没找到好理由，他就发现铁链锁的事了。他头脑里立刻警铃大作，担心铁链是个信号，从此我们就要被锁在里面了。他非常焦虑，一会儿说要冲出去，带上被子，睡到街上。我劝下来了。但他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上5点就去看门，发现能开，就出门去肿瘤医院了。

那么早根本没用，因为肿瘤医院的核酸检测点早上8点才开门。但我父亲真是非常固执，5点就开始排队，还给我发消息说，自己不是最早的，前面已经有十几个人了。7点，他给我发了张照片，后面排了100多号人。等到8点他做完出来，排队的人已经拐了几个弯，目测至少有300号人。肿瘤医院门口经常有如此特色景观：一大早排长队做核酸，队伍中拿行李箱的不在少数，做完了就到对面坐着，关闭着的餐馆台阶上整个上午总是坐满了人，大家都是一早做完核酸，下午能尽早进去看病。前几天，父亲从医院出来，还看到一个盖被子露宿街头的人，他一看就知道这肯定也是第二天要来治病的人，怕出不来干脆就睡在街上。他看到后心里就很不舒服。

那天早上5点出门后，我父亲不敢吃东西，不敢喝水。因为大街上的公共厕所也都封了。做完核酸，他找了一个地方等，一直等到下午1点40分。放疗中心在地下二层，入口处要做一个抗原检测，进去后全程口罩戴好，等到下午3点多做放疗，回到家已经5点多了。等于是他在外边待了12个小时，一点东西都没吃，一口都没喝。我赶紧给他煮了点饺子。

3月26日，上海，新冠疫情下的城内景象。（图 | 人民视觉）

为什么我父亲单独行动？他今年58岁，虽然作为癌症病人有两三年了，体重从130多斤掉到一百斤出头，但比起那些七八十岁的病人，体力方面还算能支撑，头脑也不算落伍，我可以教完他如何挂号后，让他自己去。我作为家属，不陪同是因为，小区保安和志愿者们，总是为难我们这些来看病的外地人。我就尽量不给小区添麻烦，不给自己找麻烦。

每次父亲都拿着放疗表单、24小时内的阴性核酸证明，但是登记出入的一个志愿者，经常说些风凉话。他会对治乳腺癌的大姐说，“你这个病，去治也没用，每天保持开开心心的就行了”，看看表单上我父亲的主治医生又说，“你是肺癌，你怎么找他？”

我父亲一般就忍忍算了，有一次实在把我气着了。志愿者说，“你们这个病，死人不要紧，新冠疫情传播了，一大批人是要跟着倒霉的”。后来来了一位医生，给我们两个n95口罩，叮嘱我们说，去医院要注意，现在感染很多。也安抚我们，“有些人说话就是比较难听”。病人跟社区起冲突，在这一带还比较常见。有一天我们就看到，旁边一个小区有点要打起来的意思，那个小区有两道铁门，“大白”们站成一条线，拦着门里面那些人。人都有求生欲，很多人是倾家荡产来上海治病，能怎么办，难道就不化疗了吗。

《我不是药神》剧照

在小区那些团购群里，有时我会看到他们在说，我们小区怎么每天还在新增。有的说，都是那些二房东，把房子租给来看病的，居委会不是说把他们赶出小区，去住宾馆吗，怎么还没操作。实际上，癌症病人不愿住宾馆，一来是因为宾馆不如小区安全，一旦出现一个阳性，可能会全都封在里面，更加出不去。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些放化疗病人特别需要补充营养，现在这种情势下，只有自己做饭一条路。

4月7日，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街道某封控小区，志愿者轮流值守封控小区的大门。（图 | 人民视觉）

我们住的房子大约七八十平，三个房间，另两个房间住的都是乳腺癌病友。其中一间住了位合肥大姐，她就自己一个人，没人陪护。刚做完化疗那两天，身体是非常虚的，人躺着，像是钉在床板上，动弹不得。没人陪护，生活是非常困难的。我陪父亲做过5次大化疗，我知道那种无能为力。她女儿有天帮她抢到一点冻鲍鱼，她就抱着手机一直看，生怕错过送货，鲍鱼在这种时候对她非常关键，我帮她下楼取的时候已经夜里11点了。没经历过的可能不知道，化疗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白细胞急剧下降，很危险，所以需要多吃增加白细胞的食物，还要去医院打“增白针”。

另外，病人做化疗，往身体里打药，需要放置PICC管，通过它导入药剂。像我父亲，就是在胸口和肩胛骨之间植入一个硬币大小的东西，之后每次打药就是往这里边扎一针。但类似这种管都需要定期去医院清理，一旦感染就很危险。3月份，我们回来上海之前，看到一个视频，一个我们安徽来的肠癌晚期病人，住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小区，救护车已经在小区门口了，但是遭到保安阻拦。当时下着雨，那位阿姨跪在保安室门口，求放行，保安还是没松口。第二天凌晨，她丈夫就去世了，她说“我老公没有了，再也看不到他了”。这里很多病人感觉到自己在垂死挣扎，他们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现在赶上疫情，治疗受阻，遭受很大的心灵折磨。

我看到这个视频和后续，心里很难受，也担心到时会遇到类似情况。但我们已经预约好了，治疗不能耽误，从初诊开始，都是这个教授给看的，临时换城市、换医生的选项完全没考虑过。而且我当时还是对上海有信心，就算在网上看到那种冲突，我也会想，如果是我，我不会去下跪，因为保安也是只听从指令，跪他解决不了问题，还加剧冲突，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我总认为，这个社会还是讲理的，如果我更清晰地表达诉求，更合理地找到诉求的渠道，可以避免悲剧后果。

我们小区一直比较人性化，但到4月10日那天，我们下午要出门去做核酸，小区保安突然说，接到最新通知，出小区可以，但出去之后，不让进了。旁边还有一位病友大姐，她跟我们一起周旋、给居委会打电话。后来我们没出，大姐出了，果然就没让回来。有人拍到一个视频，是她在小区门口哭，拍视频的人试图说服保安，放大姐进小区，因为天气蛮冷的，又是虚弱的化疗病人。视频闹到网上，反响又挺大，我一看，就是早上跟我们一起周旋的那位大姐。后来街道给她安排了医院对面的酒店，据说还补贴一部分房费和餐补。但这只是个例，其实不解决本质问题。

好在我们小区只出不进的规定实行了两天，后来又宽松了，病友们都松一口气。

封控之后就没法住院了。准确地说，是无法接收新病人了，原来肿瘤医院是一个病房4个床，家属再把折叠床铺开的话，8个人，确实很密。我记得去年住院时，我们那个病房，挤得房门都关不上，我有几天晚上是睡在储物间里的。4月开始，病房按规定减少一半床位，所以不只住不进院，还得缩减住院病人。没法住院，意味着做不了手术。比如合肥大姐，她目前还在化疗阶段，也不知道治疗进展到需要手术切除时，上海能解封了没有。如果没有，大姐这病情就很麻烦。

我父亲本来还要做第6个疗程的化疗，以前都是住院做。医生这回说，不做了，直接放疗。父亲还挺高兴，觉得能少吃点苦。但我心里其实在想，这或许是不能住院的一种妥协。我想，肯定有一些病人，因为不能住院，治疗方案需要妥协，比如输液港就装不了。但我也没有拿这个猜测问医生，他每天已经非常累了。我们这位主治医生很受人尊敬，他不管病人说话慢也好，说话不清晰也好，他都能等，很耐心地听你说完，其他医生已经叫到第60个号了，他还在看第30个病人，他愿意多花点时间在看诊上。对煎熬中的癌症病人与家属来说，这是大风大雨里的一丝温暖，所以我们全方位相信医生的决策。

我现在心情状态还算好，毕竟父亲已经做完治疗了。吃的东西，这两天陆陆续续家人帮忙抢了一些，冰箱里边也算有点菜。唯一就是，治疗也结束了，在这纯等，每天憋在一个小屋里面等。最难过的是看不到希望。我父亲心里非常煎熬，一个癌症病人，时日还剩多少，现在要浪费在异乡一间小屋里。

3月20日，上海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社区，防疫工作人员为老人上门采样做核酸检测。（图 | 视觉中国）

我父亲是个很悲观的人。有时他会说，早知道上海这样，我还不如在家陪你妈，她每天上班这么忙，我能在家干点儿活，每天能见着她。但其实也见不到。我妈妈是高校老师，她最近也不能回家了，住在学生宿舍，高校现在防疫形势也挺严峻，他们学校要求各个学院院长、书记等人都要住在学校搞疫。

我妈妈每次给我打电话都会哭，她觉得愧疚，忧心我把大好青春虚耗在这里等。我本来工作也找好了，可以去入职的，现在却耽误在上海。我们是安徽人，我在杭州上了十几年学。我后来修改毕业论文等工作，都是在上海的肯德基、便利店里完成。原本，我跟女朋友两个约定好，以后就生活在杭州了。但经过这一次，我改变想法了。前一阵，我把简历投给安徽的高校。我想，以后等我妈妈退休了，假如她一个人，她是不会来杭州的。我得回家乡陪她。

《滚蛋吧！肿瘤君》剧照

我父亲一直都想着，经过这次折腾，受了这么大的罪，老天爷不得再让他活五年十年的，最起码能看到孙子上小学。我是知道他的，很情绪化那么一个男的。今天开心的话，就多吃点东西，焦虑的话就吃得很少。前一阵，我博士学位证下来了，我也没回学校，一个师妹给我发了照片，就那天，我父亲特别开心，吃下一大碗面条。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个人信息有模糊化处理）

排版：踢踢/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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