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代人会找到自己向前的方式。希望我们也是。
今天分享吴琦给柏琳的回信（来信：我们不能让出思考的权利｜公开信）。面对柏琳的仗义执言与对现实不回避的态度，吴琦回应、阐述了自己对“现实感”的看法，并以“知识人”的代际身份为线索进一步讨论：当人们陷入话语论战，该如何找到向前的方式，如何在历史中锚定自我。
今年的春天即将离去，四处蔓延的疫情和严格的防控措施，似乎也很难兑现年初许下的美好憧憬。如果你也有牵挂的亲朋好友，不妨也提起笔写封信，从自身困惑出发，重思今天的公共生活。公开信请投稿至 [email protected]。
没有路的时候，你可以成为路
撰文：吴琦
柏琳，
照例要先问好，可总觉奇怪，我们的交往很少这么书卷气。尤其最近几年，我们更常见面，一是为彼此生活里突然增多的变故和麻烦倾吐一番，有话早就讲了，不需要再写。另外，恐怕也是因为无端的疫情造成了一种潜意识，让还有机会见面的朋友更珍惜即刻见面的机会。
大家的确都患上了创伤后遗症，这倒是其中症状较为良性的那一种。更勤快地洗手，更亲近自然，也更珍惜朋友，连我这么闷的人都变得热络，间歇性滔滔不绝。往外看，还有更现实也更吊诡的例子，当常规产业普遍受困，多少人靠口罩、核酸、疫苗这些生意发了财。
这三年我们看了太多颠倒常理的新闻，人们彼此拉黑、互相举报，救护车不救人，救人者挪用紧急物资，农民在夜里偷着种地，而城里空荡荡，动物跑来做主人……安稳的生活被打断，原有的结构分崩离析，的确潜藏着一股破坏的快感，反过来理解，又不过是在乱世里求生存。
我对文化工作的认识，是这种局面的结果，也是对它的应对——在动荡中寻找重建的可能。自武汉爆发疫情以来，我就掉入一种自动驾驶模式，之前形容过，像“在溺水中游泳”。而努力一旦过度，就有不良效果，不论是自己力有不逮，还是被旁人浇冷水，你都是见证者。因此，你说我虚空、自疑，是个“空心人”，其实都具体有所指，但我无意陷入那些纷争，或者说，我有自己的应对方式。这个习惯好像是从小时候来的，遇到烦扰先走开一会，自己想办法平复，需要的话再调头回来。这时，一部分不成问题的问题会自动消失，而真正的急迫的问题留了下来，继续和自己对峙。你的仗义执言，和这封信，就在扮演后一种角色。
我很同意你对今日舆论场的描述，没有基本的轨迹和路线，主要靠蛮力肉搏，比嗓门比表态，追求用立场分出敌我，而不推崇理解和分析。更要紧的是，这样的局面不是自然形成的结果，而是有一个强力在推动，自上而下倾泻甚至摊派下来，成为具有决定性、排他性的那一个。通过几年的变化、摇摆，直到最近的上海，让所有人目瞪口呆，把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我认为这是讨论的前提，而非终结。只是由于受限，相关讨论难以展开，于是大家各辟蹊径，不断绕远，在外围地带画起了同心圆。比起抽象地呼吁胆识，意识到这个话语陷阱，恐怕是值得指出并率先解决的事。许多咄咄逼人的批评其实折戟于此，因为权力的诡计正在于，让各方力量彼此抵消，形成乱斗，而它岿然不动。我之前写过，现在乱象不仅是话语的分裂，而是让话语消失，“不仅让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更让你们停止靠近，停止了解”。
这么一比，你的直言就算不上冒犯，而是经过理解的批评，比自我批评更击中要害，同时为继续了解和修正留有余地。正是那天陈嘉映老师在讲座里谈何为“通情达理的交往”的意思。无论是讨论还是批评，目标都不是为了把对方驳倒，抢夺对方拥有的东西，尤其在剑拔弩张的社会氛围下，恰恰应该致力于探索它的反面，创造没有毒性的话语、新的替代性的词汇以及敞开的对话空间。想到这里，我稍感纾解，从那一层一层把人绕晕的同心圆里跳脱了出去。
纪录片《昆西四季》
眼下，呐喊的人其实不少，逃避的人也一样，愿意开口和愿意做事的人还是有，可我总觉得两边的设想都不够完全，意气用事的成分比较大。真要催生什么改变，缺少关键的中介环节，让有生力量可以汇聚，至少能够沟通。这里也回应你提出的“代际”，其实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受惠于前辈学人的开拓，一方面更年轻的朋友已经成长起来，夹在中间的一代不能总是叫喊甚至叫卖自己的委屈，更重要的任务恐怕是疏通自身与社会、专业和志向的关系，成为历史中那个切实的环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革命”，但它不一定以全然重复的方式到来。对我们来说，变局已经发生，迫在眉睫。疫情三年，原本是一代人上场的机会，结果却受困于此，还不断倒退。是时候清醒过来，跟往日的顺风车、好运气说再见。
你用伯林的书，给今天做提醒，我看就是对现实的疏通，而不是把他的学说奉为教条。我也爱读他的书，迷恋他近乎狡诈的睿智，尤其佩服他真能把怀疑转化成思想，和各种论调作战，同时又很看重从实践中提取智慧。总体上，他的思想还是从自由主义出发，视个人意志为道德来源。你已经介绍得很充分了，那我就用你惯用的“唱反调”——其实也是伯林的方式，把话说下去。
收到你的信时，我正在读伯林在牛津的朋友、也是他多年的论敌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书——每次遇到这样的巧合，我都感到读书其实是好玩的游戏。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多年从政，四处当外交官，最后才进入学院，致力于把历史学理论化的工作，其实很不讨好。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历史是什么？》，当年遭到了伯林们的猛烈批判，后世再版时都要加上一份中立的导言，好像生怕读者被他拐骗，他本来准备写一个新版来回应，可惜留下几分草稿就过世了。这本书非常好读，文采上不输伯林，尤其是他对辩证法的使用，堪称教科书级别，几乎辨析了历史理论所涉及的全部概念，比如事实与解释、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决定论与偶然性等等。而且，他把自己的主要论点就架在这些表面的二元对立之上，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观念的对立很多都是想像性的，真正的历史学家有义务辨别、拆穿它们，还原它们实际的效用，“不以绝对的标准来定义社会和历史现象，而是依据它们之间彼此的关系”，通过对多重矛盾的把握，以及超强的理性综合，实现一种能够贯穿过去与未来的历史学。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
我引入这本书，并不是要参与历史理论的研讨，也没有这种超强的能力。只是感叹，有时我们带着后见之明来看这些著名的辩论，会感觉双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冲突，只是说法和侧重不同，可是放回他们的时代，这些抽象的术语背后还有具体的情境和潜台词，常常意味着不可调和的政见和派别，尤其是在希特勒、列宁这些标尺性的共同议题上。但就像你说的，至少论辩双方只在观点上交锋，还能保持私下的交往，通过理性的吵架来推动思想的进程。
而他们的辩论对我更大的启发是在于，当我们陷入话语混战之时，有一个区分是重要的——是理论推演还是现实介入？是思想纲领还是行动指南？他们其实都提醒我们后者的重要性，这是一代人今天身处历史的急流之中比较急需的教训。我们面对的问题可能陈旧，人的选择却是常新的，或者说，历史学考验的也许只是人的头脑，而现实首先考验人的选择——谁能不计回报？谁在承担后果？也就是卡尔所说的，那种“纯粹激情的、非历史的反应”。尽管他反对历史学家这样做，但我们在这里已经离开他的理论，来到今日世界了。
你总用“不逃避”的哲学鞭策我，常常惨遭虚无的回响，不过我很愿意承认，在那些于左右为难中还在真正想办法前进的人身上，确实都有一种相似的没来由的乐观主义。卡尔有一段话我在播客里还朗诵来着。他写道，“我们在历史或日常生活中应用的道德概念就像银行里的支票：支票有印刷好的部分，也有等待填写的部分。印刷部分由包括自由、平等、正义和民主这类抽象术语组成，这是基本的范畴。但是，我们要填写支票的其他部分，支票才有价值，要写上我们打算给谁多大程度的自由，我们把谁认为是我们的平等者，以及数目达到多少。我们填写不同时代的支票，这一方式就是一种历史。把特定的历史内容输入到抽象的道德概念，这一过程是一种历史过程。”简单说，现在是填写属于我们的历史支票的时候了。
这类题目我之前和晓宇谈得比较多，一边争执一边各自干活，同为“辩证法的囚徒”，都想跃出牢笼。也是在读完卡尔的书以后，我更加确定地认为，既然提出社会进程中各种二项式，并为此争论不休，是过去历史的进步，那么在它们当中再做拣选、取舍或者调和，就是我们的任务。当你谈到一味地批判，何来建设，因噎废食，何来传统的时候，这些问题的两面性恰恰是需要我们硬着头皮去破除的。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多重的、矛盾的过程是创造力出现的必要条件，也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项飙做学问，刘小东画画，黎紫书写小说，都讲过相似的看法。每次感到矛盾和不适，都是他们最为兴奋和激动的时刻，因为，真正的问题，如迷雾中的猎豹一般，终于出现了！
你说这是“现实感”，我稍加引申，觉得也可以叫“现实化”，意思是说我们不仅谈论现实，也在现实之中，并且能够参与创造它，不要有虚假的参与感，做真空里的讨论。因为这是我们自身的历史，不是别人的，既不发生在别的国度，也不发生在其他历史时期，而拥有这种切身性，本质上是一种图存，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如这一轮疫情乱象所示），捍卫自己及其周边、行业的经验和利益，不再是什么羞耻，而是首先要开出生路，捍卫阵地，因为它们随时可能会消失。
纪录片《看不见的现实：数据工人》
其次，我们也得学会接受现实。放在今天，信息、知识和生存方式都是分化的，大家不仅隔着屏幕，而且各自面对着不同的屏幕，可能播放着完全相反的、不搭界的内容。从整体上把握大众的价值是困难的，几乎不再可能，更多的工作只能从局部开始做，在边缘、缝隙、不经意的地方着力，也在紧急状态造成的临时震荡中，参与争夺，打捞共识。这些共识很可能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因为情况变化快，所有人都得做好随时调整、紧急上场的准备。此时宣布效忠单一的价值、固定的主义，援引过时的框架，便失去了指导意义，甚至可以说，这种选择自外于此刻的历史运动，更像是过去时代的受益者。这种“接受”容易被等同于妥协，可放在实践里，你就会发现，参与变革从来都是一趟“狼奔豕突”的路。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的那本《被治理者的政治》也是我今年的挚爱书之一，他说“当政治社会中的暴力和仇恨的动员，可以从那些宣称代表现代性自由社会发言的人对国家暴力的犬儒主义利用中，获得其合法性时，不那么辉煌的耐心、卑微和民主的社会改造计划，就处境维艰了。人们只能希望，虽然是前者构成了今天的大部分新闻消息，历史却是通过后一种努力创造的。”
最后，还是得益于卡尔的启示，我们都是不断的相对运动中认识自身，以及我们所在的社会潮流。辩证法的眼光表面上让人进退两难，其实也在悄悄提醒，中间地带永远存在，只要末日不在明天到来。你提到中间派、相对主义者，的确没人喜欢这类称号，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概念和作为一种实践是不同的，我想说，具体的工程或者掩体往往都是由大量身处夹缝之中而又不愿独善其身的人参与造就，而不是凭伟大的领袖或者遗世独立的反叛者的一己之力，尽管历史总是追认后者的名字。在万马齐喑的今天，指出这一点可能尤为重要，我们前面也陆续谈到了，现在前所未有地缺少中介的环节、转圜的空间、有益的时机，如果这些缓冲地带逐一倾覆，甚至被中下层互害所打倒，那么这个社会就相当危险了。
看你把我逼的，又正襟危坐起来。年轻的同事们经常勒令我把螺丝松掉，结果文章又写长了，我得赶快停下来。
最后说回知识分子的问题吧。我和你一样不爱用这个词，你知道我和李陀老师也偶尔写信（但他停笔很久了，我要拿你的信去刺激他），我在信里就坚持用“知识人”这个词。当时我写的原因是，因为“知识分子”越来越难定义，“在文化、政治上有多重的意涵，有更复杂的历史脉络，我自认没有本事参与相关的辨析，也不觉得那是属于自己的命题。同时，这个语言策略的选择可能本身也说明问题，和‘知识分子’的命名尤其是自我命名保持距离，是在今天的情势下创造新的知识关系的某种必要，它既是前辈知识分子工作的某种历史性后果，也是为了将他们的工作继续下去。”
世界大变了，躺在一些老的词语上，是无法获得动力的。我甚至对写文章、做作品这些事也有点失去兴趣，总觉得在这样的埋头苦干中也蕴含着某种旧式的过分洁净的自我表现。还不如访谈、写信、聊天更有真情实感，让我更愿意讲话，也有话可讲。因为在具体的对象面前，可以立体地感知，不会把对方当成符号，自然也会收束自己，不讲太过自大的话。或者索性就当一个专门的倾听者，既然想要表达能够表达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我就多听、多问，和看书一样，做听觉上的文本细读。这个时代召唤更加民主的公共交流，我们在传媒、出版上的经验，不是没有用武之地，至少可以做一个比较认真负责的信息和观点的拾荒人。
纪录片《昆西四季》
权力集中的后果，会比现在展现出来的更加深刻——对下一代的影响，对认知结构的侵入，连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会被其同化，反身采用权力的语言。这种时候，民主也会有新的内涵。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掌握真理，更不要互相倾轧，要挟别人，忘记了斗争的真正所指。
如你所说，我一直是比较冷感的人。热爱和表达，主要都是跟老师和朋友学，常常是在你们身上发现自己原来可以更好的部分，给“空心人”填上了实在的材料。这几年折腾下来，竟没这么容易被击倒，也没真的跑路，真让过去的我有点吃惊。
李陀老师问过我，为什么对“自我”的问题那么有兴趣，我在回答里把“反思性的自我分析”和“自我中心主义”试着做了区分。“前者是能够观察和分析自我，把自我作为对象，后者是完全沉浸于自我的小世界，把自我作为目的。而后来人从前辈知识人那里得到的，不管正面的还是负面，也都是这样一种混合物，一边是他们对知识对世界对变革的热望，另一边是在这种种主张和理念背后蠢蠢欲动的自我表现、谋利和沉溺的嫌疑。我希望介入辨析的正是这个具体环节。”
我们不可能真正成为像伯林、卡尔他们那样的人，也不该追求于此。就像更年轻的朋友，根本也不想成为我们。这几年我花了很多力气去理解所谓的躺平一代，理解他们的无奈、讥讽和消极自由，不仅是前人参与塑造的后果，也是历史合理性中最新的内容。环球同此凉热，今天所有人都被一种保守的权力、生存的急迫感笼罩着，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充分在场的。如果世道真的再坏下去，希望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到兵临城下的那一天，日子还在怎么过？怎么说是没用的，怎么做才是更好的自我说明。
卡尔说，“历史是人类运用理智来理解其周围环境并依据环境而行动的长期斗争……现时代是所有时代之中最有历史感的时代。”
每代人会找到自己向前的方式。希望我们也是。
吴琦
2022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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