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好的人就是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一种信任自己难以控制的无常事物的能力，尽管那些事物会使得你在格外极端的环境中被击得粉碎，而陷入那种环境还不是你自己的过错。如下说法都表达了一些关于伦理生活的人类条件的重要看法：这种生活的根基就在于信任变幻不定的事物，就在于愿意被暴露在世界中，就在于更像一株植物（一种极为脆弱但其独特之美又与其脆弱性不可分离的东西），而不是一颗宝石。
要理解纳斯鲍姆在这段话中提出的主张，就必须回到她对“人性”或“人的本质”的认识。纳斯鲍姆跟随亚里士多德而将人理解为一种理性动物；但是，在人这里，理性并不是一种可以与其动物性存在绝对分离开来的东西——人对自己理性能力的行使本身就依赖于他作为人类动物的存在条件，因此就无法脱离这种条件而变成一种超越的、自身就能获得某种自足性的东西。
按照这种理解，即使人能够使用理性来规划或设计自己的生活，因此尽可能避免或缓解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而遭受的伤害，但理性能力的塑造和行使本身都受到了人在世间的生存条件的影响，正如她在本书“修订版序言”中所说：“我们只居住在一个王国，即自然王国中，我们的一切能力，包括我们的道德能力，都是世间的，都需要世间的善来为其兴盛提供条件。”
换句话说，人的理性是人类动物在其自然条件下发展和培养出来的，而不是一种生来就由某种神秘力量“植入”人类存在者，并可以与其身体存在和外在条件分离开来的东西。纳斯鲍姆强调人类理性与人类存在的其他方面是相连续的——“人类特有的智力和情感都具有动物性的规定性，不是一种与动物性相分离或者与之形成对比的东西”。
因此，若不承认人与其他非人类动物在很多实践能力方面是连续的，我们就无法很好地理解自己。纳斯鲍姆认为，在古代哲学家当中，正是亚里士多德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事实，不管是在其哲学方法论上还是在其伦理著作中，都对该事实予以充分尊重，正因如此，他才给予悲剧以极高的地位。通过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及其对“人”的论述，纳斯鲍姆对人类理性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那种强调理性的超越性和自足性的、柏拉图式或康德式的理解。
按照纳斯鲍姆对人性的理解，人本质上是一种有所需求、有所依赖、有所依恋的存在者，人类的善也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就此而论，对人类特有的好生活的追求在本质上就是脆弱的，这个事实在古希腊悲剧作品中被深刻地揭示出来。悲剧作品强调人类生活中的偶然因素，例如我们与自己所爱的人和朋友的关系，我们渴求在世上获得权力和成功的愿望，等等。
在古希腊悲剧作家的描述中，运气之所以能够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好的生活是由各种各样的实现活动、友谊和爱情之类的关系性的善以及某些外在善共同构成的。尽管人类被赋予了理性规划和理性慎思的能力，但人类生活的三个方面可能会顽固地抵抗理性规划和理性慎思。第一，理性行动者的规划和慎思有时候可以受到无法控制的外在事件的影响；第二，理性规划和慎思有时候会与非理性的欲望和动机发生冲突；第三，甚至理性行动者所追求的价值也可以发生冲突。
如果人类的善本来就具有一种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无法用某个单一的一元论的“主导价值”来加以衡量并予以解决，那么价值冲突在人类生活中就是持久且永恒的。在《善的脆弱性》中，纳斯鲍姆对三部重要悲剧（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欧里庇得斯的《赫卡柏》）的详细阐释就旨在表明这一点。例如，阿伽门农不得不在拯救自己的军队和拯救自己的女儿之间做出选择，而不论选择什么，他都在道德上遭受了损失。悲剧性的选择状况无需凭借这种极端的情境，因为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也很常见：如果一个女性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而不得不放弃她喜欢的职业追求，那么她就在生活的某个特定方面遭受了道德损失，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同样是悲剧性的。
纳斯鲍姆进一步指出，并非一切悲剧性的选择状况都涉及当事人无法排列两个竞争的选项，即无法按照优先性或重要性之类的考虑来做出权衡。在某些这样的选择状况中，一个选择显然在某种意义上好于另一个选择，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七将攻忒拜》中，对于厄忒俄克勒斯来说，选择杀死自己的兄弟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而另一个选项（毁灭整个城邦）显然更加糟糕。这种选择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恰好是因为每一个竞争的选项都会破坏当事人所珍视的某些东西——在他看来构成了一个好生活的东西。
我们越是渴求按照自己的承诺以及对某些东西的优先考虑来追求好的生活，就越容易遭遇悲剧性的选择境况。我们陷入这种境况，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品性恶劣，而是因为世上发生的某些事情碰巧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了这个样子。甚至一个有美德的人也会因为自己无法扭转的命运，而不得不做出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选择，或者就像赫卡柏（一个原本不仅具有善良意愿，而且对自己心目中的朋友极为信任的女人）那样，为了寻求复仇而最终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对人类生活本身以及出于美德的行动所要求的条件进行报复。通过对赫卡柏的境遇进行分析，纳斯鲍姆得出了如下结论：
我们作为政治存在者的自我创造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政治的东西，那种既因为律法而存在又在律法中存在的东西，也可以不再约束我们。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就是悬浮在神与兽之间来生活的，是面对这两种自足的创造物，由其开放的、脆弱的本性，由其最基本的关切的关系性特征来定义的。但是，如果成为人就在于具有信任和承诺的品格，而不在于一个永恒不变的自然事实……那么人也是最容易不再成为自身的存在者……或是以一种柏拉图式的方式上升到神所具有的那种自足，或是跌落为狗所具有的那种自足。这两种运动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因为二者都涉及以类似的方式与重要的人类价值隔离开来。我们可以变成狗或变成神，生活在一种彼此没有信任的状态，这种转变有时候是通过一种终身的孤独沉思而发生的，有时候是通过一系列偶然的变故而发生的，甚至当我们并不渴望这种变形的时候，也是如此。（第 416—417 页）
一旦人类生活的现实让人们陷入这种状况，不仅伦理美德和实践智慧会派不上用场，人们也有可能变得不再是人。然而，人的本质并不允许人将自己转变为神或兽，因此，假若人类生活中确实存在这种从人向“非人”的转变，那就意味着人们需要设法重塑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让人类的善能够在一种彼此信任的条件下为人所追求，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能力和条件来控制和追求自己所认同的生活，从而缓解运气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纳斯鲍姆对悲剧的解读和反思将把她引入正义的领域，让她去进一步思考共同的人类生活与正义的条件之间的关系。不管怎样，她对悲剧的分析旨在表明，悲剧作品以一种直击人心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人类生活的脆弱性：在我们对好的人类生活的追求中，我们不仅受到了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影响，也因为价值观的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受到了极大伤害。悲剧作品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让我们从受难中学会与他人一道生活的重要性，向我们传递了一种远比当代伦理学所描绘的观点更复杂、更精致的伦理世界观。
注：以上节选自本书导读。
原作名：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作者：[美] 玛莎·努斯鲍姆
译者：徐向东 / 陆萌
评分：9.3
善，为什么不能保护我们，免遭恶的侵袭？善的脆弱性到底是一种缺陷，还是一种黄金般的品质？纳斯鲍姆将带领我们，探究善的真谛，洞察人性本质。
正义之士常常面对如下困境：他们一心追求善和公正，却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在个人的繁盛上做出妥协，甚至彻底否定自我。《善的脆弱性》直面这一道德困境，通过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文本的探讨，最终拒斥了柏拉图关于善能够保护人类免受恶之侵袭的观念，站在了古希腊悲剧家和亚里士多德一边，认为善的脆弱性正是实现善的关键所在。本书令纳斯鲍姆一举成名，不仅为她在学术界获得无数称誉，也将她的影响力拓展到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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