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节律并不因为人的期盼而转移。在吉林省、上海市等地 “全域静止” 的几十天里，2022 年的春天悄然结束了它在人间的游历。
数千万人因为一个宏大的目标，在家、在公司、在学校度过了数十天，被切断日常的规律。如果不是这样的经历，人们很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里，有那么多值得怀念的点滴。
过去一周，《晚点 LatePost》向上海、长春、昆山、苏州等地被长时间封控的人收集了解封后，他们最向往的几件事。
特殊时期下的快乐总是朴素的。人们第一次发现生活里曾经最不起眼的：一根葱、一包咖啡滤纸、一张打印纸，可以变得这么宝贵；人们从前也不会觉得，见一个人、吃一次路边摊、甚至去一个常去的公厕是件值得期待的事。
《日食记》创始人姜老刀想去公司看看植物
姜老刀是一位上海导演，80 后，擅长用认真烹饪来治愈观众，有一档著名短视频品牌《日食记》。他的解封愿望和食物无关。他想回公司看望两位植物朋友：一位是龟背竹，一位是大叶保罗。
办公室原本用了很多年，设施变得老旧，去年底前终于翻了新。姜老刀搬进来很多好看的盆栽植物，最突出的就是那两位：大叶保罗像绅士一样站在门口，龟背竹则对着前台，自信、优雅地舒展叶片。同事们很高兴，经常为它们拍写真。
照顾它们得花点心思，既不能被阳光直晒，又不能没有阳光；每 3-4 天浇一次水，10 天施一次肥，肥料还要遵循一定的配比，以及定时定点驱虫。在照料下，生命力在龟背竹深绿色的叶片上延展，它从刚来时的盘底大小，逐渐长到直径 60-70 公分。
封控那天，通知来得很突然，他们差点连 CEO 酥饼（一只漂亮的蓝眼睛流浪猫）都带不出来。在监控录像里，时间再一次显现它对生命的作用力：因为缺水，龟背竹的叶片一块块掉落，蜷成废纸团的样子，散落一地。直到叶子全部掉完，植物就算彻底死亡了。
图：封控前的龟背竹和最近监控里的它
看望完植物，他还将把酥饼接回公司，跟同事们一起上班，再回到父母家里吃一顿饭。这些事情虽然平常，但十分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自由生活的权利暂时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社区工作人员刘美丽想回乡下吃一顿土鸡蛋
两荤一素的盒饭每天发两次，早饭是面包，乘以 49 天，就是 98 份盒饭。长春市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刘美丽，靠 98 份盒饭和 49 餐面包支撑到现在。封控开始后，她和同事们搬到办公室，集体吃住。每天早上六点，她换上防护服，带上消毒喷壶，到负责的网格组织工作，有时深夜 11 点才能回宿舍。这 49 天，她没有回过家。
防护服好像有一种魔力，穿上了，口渴和饥饿感就钝化了。只有换下衣服的时候，她才敢喝几口水，她平时最爱喝水；组织做核酸太多次了，一开始她还能记住，现在早就忘了那个数字。最忙时，她总盼着 “屁股坐一个凳子，两条腿支在另一个凳子上” 放松一下。
4 月 14 日，长春宣布实现 “社会面清零”，刘美丽终于有了喘息空间。她明年就该退休了，社区工作从没这么忙过。有几天，她真挺担心的，要直接接触确诊居民、密接居民，万一自己 “阳了”……
说到解封后的愿望，她缓缓地、满足地叹了一声 “哎呀……”，然后 “咯咯” 地笑起来。往年清明节，她都要带着家人回乡下的舅舅家，吃几顿农村的饭菜。这些天盒饭里的黄瓜炒蛋，鸡蛋凝成一坨，在和黄瓜一起封闭静止几小时后，腥得很。她的愿望是能带上家人，回到农村，吃一顿土鸡蛋，蛋黄小小一颗，颜色浓郁，在口中嚼开，很香很香。
吃了 113 个鸡蛋的张女士再也不想吃鸡蛋了
被封锁在家的第 26 天，300 个鸡蛋还剩 187 个。三月末的下午，得知小区出现阳性后，辞职在家休息的张女士赶到楼下的超市，只看到空旷的货架和蔬菜区几片腐烂的菜叶。好心的理货阿姨告诉她，库房好像还有一箱鸡蛋，你要吗？
从来不做饭、也没有厨房和厨具的她那一刻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付款后，张女士分四次终于把 300 个鸡蛋搬回了家。第二天，她没能买到泡面、饼干、自热火锅和外卖，小区又新增 4 例确诊，她再也没有下过楼。
之后的二十多天，张女士用家里唯一的热水壶煮鸡蛋。煮蛋第一天就不顺利。电热水壶默认到了 100 度就自动断闸，鸡蛋根本煮不熟，必须要在断闸后连续摁十几次。她也尝试过煮荷包蛋，但每次都煮得稀烂。起初，张女士一天吃五个水煮蛋，后来一天吃三个、两个，到了第 19 天，她再也不想吃鸡蛋了。
封控在家的第 6 天，张女士找到了一桶过期半年的泡面，把它吃掉了；第 11 天，邻居在她门口放了一包薯片；第 14 天和第 23 天，她收到社区物资并参与了团购，有了一包粉条，几根黄瓜、茄子、胡萝卜。
因为没有炊具，只能捡能生吃的吃。她把黄瓜洗净，大口咀嚼，清甜感在喉咙里扩散，她觉得自己头一次那么渴望蔬菜水果。之后那些天，依然只能吃鸡蛋。
最近，张女士经常做噩梦，梦到疫情要持续 100 年，惊醒后坐在窗台上，不敢睡觉，慢慢等天亮。她读加缪的《鼠疫》，对一句话印象深刻：“如果习惯了绝望的处境，会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糟糕。”
解封的第一天，她想去吃顿饱饭，但绝对不能有鸡蛋；再去公园的草地上躺着，在咖啡馆里坐一天，什么也不做，看天上的云，路上的车，行走的人。听见各种声音，就会觉得很幸福。
她想念妈妈包的馄饨、爸爸做的红烧肉、四川路的飞龙生煎、裕兴记的虾仁蟹粉面、定西路老弄堂面馆的蛤蜊猪肝面。这一个月里，爸妈经常问起她，你在上海怎么样？她都说，挺好的呢，吃喝不愁，就是在家太久了，有点无聊。
大四学生余同学想上街听人们说话
余同学是长春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截至今天，学校已经封校管理 56 天，封闭寝室公寓 44 天。
2 月 26 日，余同学经深圳返校，因两地风险管控标准不同，到了长春就被要求单独隔离。他找了家旅馆，交了 14 天房费，才住了两天，疾控中心通知他出机场时 “和一位密接有时空重合”，要集中隔离。等回到学校，又要服从校方 “健康监测” 的规定。还没等最后一次健康监测期过完，3 月 13 日，学校宣布公寓楼封闭管理。
余同学被推回到他能获得的最小活动单元——宿舍，跟另外三位室友 24 小时地共同生活 44 天，彼此之间，“毫无隐私可言”。
志愿者每天发盒饭，但不按时。有一回志愿者把他们给忘了，晚上十一点才吃到晚餐。盒饭早已让他食不知味。一天，在不知是第几份盒饭吃完的几个小时后，一位同学终于忍不住，在群里发问：“你们蹿稀（腹泻的东北话说法）了么？”
那天，很多学生都“蹿稀”了。
学校规定不许窜楼层，不许窜寝室，出寝室必须佩戴口罩，被抓到将通报批评。他们只能快速地出们去上公共卫生间或洗漱。至今 41 天，余同学从未洗过澡。
解封后，他最想做的三件事，前两个有点矛盾：去图书馆那个没有背景音乐的小研讨室学习；去最热闹的街道上听人们相互说话，获得 “热闹的感觉”；第三，他要约上朋友去吃鱼豆花火锅，蘸料多放油子和辣子，那是他在长春能找到的最接近家乡的味道。
社区志愿者陈女士选择继续居家
泰迪狗 “酒吧” 今年两岁了，他最近心情不太好，主人总不带他出门，日子枯燥极了，他还不敢乱发脾气，不然同样会瞬间暴躁的主人将把他举到冰箱顶上罚站。“酒吧” 只好把自己摊在沙发上，下巴忧郁地伸出去；或者把两只前脚搭在窗边，忧郁地望向窗外。
陈女士 33 岁，是一位教师，教美术和书法，封控期间，她不需要为学生上网课。陈女士主动成为一名小区志愿者，偶尔帮忙搬不太重的物资或发放抗原试剂盒，更多时候，她呆在家里守着七八个群抢购物资包。
一开始只有蔬菜包，慢慢又有了肉包、粮油包、水果包，再往后还有了牛奶包、调料包。只要家里缺了点什么，她就找一个群 “接龙”。对物资充沛的渴求，成为了她解封后的最要紧的愿望：去采购，把冰箱填满，然后赶紧回家，“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外面不安全”。
等城市再恢复些，她想回家看看父母。封控期间，她每天烧饭，烧得很不耐烦。她想到父母，六十多岁，很少下馆子，每天做两三顿饭，从来不说辛苦。“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没吃过什么苦。” 她说 “做个饭还能做出感悟来，真是挺不要脸的”。第三，“上班上班上班，赚钱赚钱赚钱”，一直吃老本，心理压力太大。
一对幼儿外教想带儿子去吃自己最喜欢的中国美食，“锅包肉”
Bany 老师今年 31 岁，他是一位黑人外教，来自遥远的东非国家马达加斯加，五年前通过一个私营机构来到吉林长春，在一家民营幼儿园教小朋友英语。
家乡的气候和长春完全不同。每年 11 月到次年 4 月，是马达加斯加漫长、炎热的雨季；而长春则是漫长、寒冷的冬天。在这座小城市，Bany 逐渐建立起生活。妻子 Alice 也是一位幼儿园外教，三年前，他们生了个聪明的儿子，三口人住在市郊。
为了奖励儿子 “在这段难以忍受的时期表现得如此有耐心”，Bany 打算解封后带儿子去吃他们最喜欢的 Chinese Food——锅包肉、溜肉段、地三鲜——他们一家都被养出了地道的东北胃，“我们还很喜欢吃疙瘩汤，烤冷面”Bany 说。
封控让 Alice 第一次体会到，获得 2 根胡萝卜、1 根葱、2 根西葫芦会像得到生日礼物那样快乐。她的愿望都很简单：去超市 “没有限制地购物一番”；和小家庭共度时光，不过重点是：OUTSIDE, OUT OF THE BUILDING, OUT OF THE COMMUNITY（出门，出居民楼，出小区）。她还想早日回到自己的 daily routine 中，尽管那意味着每天 5 点钟起床，6 点钟出门乘公交，在她安静的小办公室备课，一群小朋友们在等着她。
一位 Web 3 创业者后悔自己太懒
没搬一台发电机回家
3 月中，上海疫情还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创业者 Suji Yan 在商场里看到一台野外发电机——灌一升车用汽油就能供电一个多小时。他犹豫了一下放弃了，因为发电机超过 20 公斤重且商家不提供送货。
封控近 30 天后，他觉得等自己出来安顿好，这是一定得买的。Suji 算半个美国流行的末世准备人士 “Doomsday Prepper”，认为现代文明的基础设施总有崩溃的可能。2016 年，他在日本读书时曾买了野外发电机、无人机和测辐射的盖氏检测器，开车进福岛核事故禁区。说 “半个”，是因为搬上海之后他就什么都没备着。消费繁荣的上海总能在他步行 15 分钟的范围提供几乎一切。
不便不在于生存或工作。Suji 的公司 Mask Network 专于在全球社交网络上提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隐私保护，团队散落在中国、新加坡、美国等地，主要工作都在线完成。作为一个宅惯了的 ACG 人士，他在家里常备泡面。妻子健身，在冰箱存储了丰富的蛋白质。他住的小区物业也足够体贴，从不阻止团购配送，前些天京东还送了一面锦旗，感谢物业的配合。
不便藏在他平时生活里不需要注意的细节：太太喜欢在上海找独具特色的咖啡店。现在他依然能买到咖啡豆、咖啡粉，但家里没有一张滤纸、也没有咖啡机——这些在京东上都是不会很快配送的 “非必需品”。类似的，家里也没有一张 A4 纸，记事本都在办公室，他的解决办法是把笔记写书后，再扫描进电脑。
最让他难受的是自己不再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寄托这一情绪的有发电机，也有 Web3 网络设备 Helium——理论上可以和其它设备组建一套网络，在断网时提供网络服务。采访次日，他带着家人前往浦东机登机离境。等到了新住址，他将备好这些很多人会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
安顿好之后，他还希望在新加坡开一次年会。近 30 天的隔绝，他只有机会出门散步一次，这让他将团队重聚提上日程。
最后一个愿望暂时没法实现了，他怀念附近的清真烧烤店。他甚至不记得店名，只是怀念久违的味道。他也不知道店家现在还是不是在上海。
作家顾湘盼望快递能尽快送来小猫用的药
过去一个月，作家顾湘没有想创作的问题。心静不下来，总是不停刷手机，以免错过拼单和居委发物资的消息。
食物有时全不来，有时一起来，让她犯难：究竟是先吃家里品质好的新菜，还是正在变坏的老菜？近期她不纠结了，就吃最想吃的。
封控期间，她学了两个新技能：手机录屏，给外地朋友看她点进买菜软件确实啥也抢不到；长截图，因为做核酸的记录一屏已经装不下了。
2014 年夏天，顾湘带着两只猫搬到距离上海市中心 20 多公里外的赵桥村，带着温和的愉悦和乡野万物相处，逐渐能叫出各种动植物的名字。“茶翅蝽相当活跃，在夏夜的风中飞来飞去，又停在我的纱窗上，就像人游了一会儿泳趴在泳池边上一样。” 她在作品《赵桥村》中写道。
2022 年春天，通往野外的道路都被装上了栅栏。她只能在做核酸、领物资的时候，不停遛到队尾，多争取一些站在春光里的时间。
她常把赵桥村生活比做 RPG 游戏，有时到田里帮村民浇水、种蚕豆，村民会送她鸡毛菜。在村里实行 “硬隔离” 之前，她还去给相处了两三年的老两口送过蛋糕。老两口今年刚刚有手机，不会用微信。她打电话过去：你们要不要蛋糕？老阿姨毫不客气地说 “好的呀”，然后找补一句 “你自己够不够吃”——不再像以往客气半天。
这场村居游戏原本会在 2022 年 3 月结束：赵桥村要拆了。有的村民动作快，已经把家什搬到新住处，却在 3 月底被封在村里。天气热起来，有人把本来要在搬家时捐掉的旧衣服拆开，借给没有夏装的邻居。顾湘感到庆幸，空调没有提前拆。那是她对家里两只猫的体恤：不希望拆空调的工人吓到它们。
解封之后，她最大的心愿是尽快收到给猫买的药。猫 17 岁了，其中一只患有慢性肾衰竭。她家还有一支全新的药，还能再用一个月。但她依然不放心，给二十多个还提供服务的宠物医院和医生打电话。她有时会跟猫说：你们少大便一点。最近，顾湘买的猫砂终于发货了，不过还在佛山，前路未知。
她也想在赵桥村再好好逛一逛。她的窗户对着邻居家，看不到什么风景。慰藉的是，她依然能从很多的鸟鸣中，一下子认出她最喜欢的黑尾蜡嘴雀的声音。
漫画家 “我是白” 想去一个固定的公厕
4 月 2 日，漫画家我是白在日记中写下：没有汽车的城市天很蓝。
第二天，他又记了一句：天还是好蓝。
2020 年初，他只能 “以一个整体去想象武汉人的状态”，这次他对封控生活有了更确切的体会：从 3 月中旬开始封在家里，他时常对时间感到恍惚，“上一个中午在一瞬间之前，下一个就在一瞬间之后”。过去 6 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画插画，自认为很宅。但最近也会感觉憋闷。他比之前更长地站到阳台往窗外看，对面楼里，同样往外望的人比平常要多。
解封之后，他想先去看看身上的小毛病。最近膝盖后面隐隐肿起来，只能先自己网搜搜症状，第一次知道这个部位叫腘窝。他还想去跟一个最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乒乓搭子” 打球。他记得一次打完球骑车回家的场景：太阳正在落下，下班的人潮迎面涌来，旁边的景色在快速后退。他的脑子一边漫无边际地放空，一边注意跟前面的卡车保持距离，避开一些温和的潜在的危险。封控期间，他享受这个细节不断涌现的时刻。
解封的那一天，他想去家旁边的咖啡馆坐一下午，融入形形色色的人群、把自己从对自己的关注中释放出来。还有，一定要去一个固定的公厕上趟厕所再回家。“我喜欢蹲厕，这样散步也不是那么漫无目的。” 他笑着说。
帮 2000 人对接团购的杨女士想在街边独自喝点酒
杨女士决定当团长不是为了别的，是她自己没有面粉和大米了，怎么也买不到，只好承担了这个角色。28 岁的杨女士是上海某培训机构的职员，她想说：当团长比上班还累。
做团长流程繁琐。需要甄别并联系供货商、联系货车并确认报价、做团购链接、回答群里的问题、做表格、跟团购人同步信息、货抵达后再找人分拣、核对数量、跟踪派送（经常会有人偷东西）。
最忙时，杨女士同时运营 7-8 个群，对应 2000 多人。总有人不爬楼看消息，也不看群公告，“一个问题回答一百遍。” 杨女士很无奈。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人摆出 “消费者姿态”，挑三拣四：大米是长的还是圆的？是什么检测机构的？
杨女士回复：“我不是专业卖大米的。回答不了。要买就下单，不买就去别的看看。” 杨女士居家期间也要工作，团大米那天，她在椅子从早上 9 点一直坐到凌晨 2 点。
还有次团面粉，司机 “非常不靠谱”。中间联系时不断找理由：一会开错路了，一会车没电了，一会说 11 点能到、12 点能到，原本约定晚上 9 点半到，最后拖到了凌晨 1 点。货很难找，“要不是怕他直接撂挑子，真是想骂人。”
车到了后，杨女士客气地讲，师傅辛苦了。司机倒也直接：我这么辛苦，不如你发个红包吧。“其实他的路费本身已经很高了，一趟货三四千。”
封控让她感悟到 “比疫情更可怕的是人心”。但也看到人性的温暖。很多邻居会帮不会团购的老人购买物资。解封后，她最想做的三件事是：去外面的餐厅吃个饭；找个街边的小酒吧，吹吹风喝点酒，看看路人和街道；找个阳光好的日子，去草坪上晒晒太阳，静静地什么也不做地感受下大自然。
另一位团长赵晨在上海想念 “上海”
过去一个半月，几月几日、星期几对赵晨不再有意义。“每 4～5 天” 成了新的时间标尺。他是上海一个小区的团长，4～5 天是开启新一轮团购的周期。
封控彻底改变了他的社交圈。赵晨在汽车外企工作，36 岁，在那个小区住了 23 年，从不和邻居打交道。最近因为组织团购，微信多了 52 个群和 325 位好友，大部分是邻居，还有一些邻居的亲戚，拜托他照顾被独自封在家的老人。在职场，他习惯高效沟通，如今已学会关心琐碎的家长里短。迟来的邻里情让他一直坚持做团长。
随着封控期拉长，赵晨团购的东西开始逐渐 “往马斯洛需求的上层走了”。一个邻居家里有人过生日，想要块蛋糕。他知道这算 “改善型需求”，但是人被关久了，太需要快乐了，便想办法开了个巴斯克芝士蛋糕团，一天就召满了 45 人参团。
他自己也买到了意料之外的东西——几张黑胶碟。常去的唱片店老板体贴老客户，宣布即使单买一张也发货，多买还补贴溢价一倍的闪送费，他只希望大家开心点。
图：赵晨在封控期间买到的唱片
不过虽然团了很多东西，但茶包这种寻常的物资却始终找不到货源。赵晨发来了他这两天喝的茶：是老婆用来断奶的草本茶。
赵晨家里有位两岁半的 COVID-baby，正是好动的年纪，最近只能趴在阳台上看小鸟和野猫。女儿还特别爱做核酸——她还无法像成人一样对可能的交叉感染感到担忧——因为这是唯一的外出机会。有次检测完，女儿问，我们可以逛一圈吗？他没有回答。
解封之后，赵晨想带女儿去水族馆、静安雕塑公园、花市、美术馆，再一起吃冰激凌。他还想骑车把上海逛一遍，“毫无顾虑地感受这个城市的节奏”。现在在家里，他有点想 “上海” 了。
出租车司机黄林华想赶紧上路跑活
重庆人黄林华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来上海三年，在杨浦区的城中村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小房，附近一百多户都是外来打工的。4 月 1 日，城中村开始封控。最开始说只封四天。菜早就没有了，接着，米也没有了。
因为跑出租，他每天早出晚归，和邻居没有接触。现在上海物价很贵，他舍不得买高价菜，20 多天几乎没吃过菜，每天只吃一顿煮面条，吃不饱就睡觉，有时睡到中午、下午，“睡着了不会感觉很饿。”
网络发达，黄林华总能在抖音上看到很多人领到了油、大米、肉，但他什么都没有，更感受到上海对他的冷漠。封控大约半个月后，街道第一次给他发了物资：十个鸡蛋、两个西红柿、两根黄瓜、两颗娃娃菜。
在小出租屋，他每天躺在床上，“心里像猫抓”。房租每个月 1200 元，封控期间一分不少。他跟房东说，现在确实困难，能不能延后一个月交租？房东说，不行。他从没有这么恐慌过，“非常绝望。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一个月不赚钱，我的生活就没办法继续，关在家里，等死一样的。”
解封后，他最想做的三件事是：开出租车挣点钱，还上前段时间母亲住院，自己问亲戚借的钱；吃一次大米和红烧肉，但是买回来自己做，外面太贵了；等手里有差不多一万块钱就回老家，这辈子再也不来上海。
昨天，公司给黄林华批了通行证，顺利通过防疫培训后，就能有收入了。他特别激动，给记者打来电话时都快哭了。
新手妈妈仲女士第一件要紧事是买奶粉
仲女士在上海一家科技公司做公关，今年 3 月刚生了孩子。解封那一天，她想赶紧备好宝贝的刚需产品：奶粉，纸尿裤，常用药品。
原本她是一个不爱囤货的人，封控前想着 “不过闭关 5 天而已，家里库存肯定够用”。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宝贝喝的是纯进口奶粉，封控前就是紧俏产品。眼看奶粉就要见底，她急得焦头烂额，到处寻找同城拥有同款奶粉、愿意匀出一两罐的宝妈救急。虽然说纸尿裤和药品可以跑腿采购，但高额的跑腿费也令她咂舌。
封控期间，她最想念的是快递小哥。作为一个在淘宝成立当年就建账号网购的资深买家，仲女士早已习惯了网购生活，日常的生活物资 99% 都靠网购解决。“在目前上海人民币兑人民币2.5:1的时间段、在靠蔬菜盲盒及不可挑选的团购套餐过活的日子里，网络货品价格之合理、品类之丰富无疑是非常诱人的。”她说。于是，她提出一个口号：小区可封，快递不可封。
解封后，她想带着宝贝去父母家住一段时间，宝贝刚出生一个多月就遇到了封控，外公外婆只能隔着屏幕看小外孙。她还有一个愿望：希望 2020 年后出生的孩子还有机会看到一个不戴口罩的世界，还有机会体验说走就走的旅行。
互联网创业者董先生想尽可能淡化孩子的隔离记忆
董先生家住本次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浦东新区，隔离期限比大多数上海市民都要早：3 月 12 日起连续封两个 2 天，解封后，上了两天班。然后，从 3 月 19 日至今，他和家人一直被封控在家。
他对解封的憧憬呈 “边际递减”。董先生本硕念的金融，毕业后先去了基金公司，然后和人合伙办了家百人规模的企业。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经历，他说这是 “宏观上的变化以各种想得到、想不到的方式影响微观个体”。
解封后，他最想开上新买的 SUV 载家人到南汇的滴水湖散散心，去那里只因觉得人少。实际上，一切符合 “没什么景点”“人少”“有场地”“能跑” 的地方，都可能是他解封后的目的地。
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还想带一双儿女回老家，到山上跑跑，让孩子见见什么是真正的大自然、真正的生活，而不是只是无尽封闭在家、到哪里都戴着口罩、不洗手感染病毒可能会被迫和父母分开。他迫切地想带小朋友出一趟远门，是因为不太希望疫情烙在孩子的记忆里。”我想每个父母可能都不希望孩子以为，我们会一直处在要戴口罩、随时可能被封在家的世界。”
保洁主管张女士想看看自己种的菜
张女士夫妇来上海打工 21 年了，一儿一女都留在老家安徽。3 月 13 日，张女士应公司要求住进客户公司所在的一个科技园区里。7 个后勤同事，两人一间房间，睡折叠床，自己带被子枕头。他们至今没有出过那栋楼，天天为工区继续做保洁，每天能吃到盒饭、水果和酸奶。
解封后，她最想和丈夫团聚，最想家。说到这里，张阿姨有些哽咽。
她在江川路附近的一个村里租了一间房子，只有 30 平米，850 元一个月，住了近十年。前几年，房子附近修河道时，有土地空出来，张阿姨还去 “开荒”，把土弄平整，买了种子，种了菜，现在有了半亩菜地。打工不容易，能省一点是一点。
图：张女士的妹妹做核酸时拍到的菜地
通知进公司上班那天，她还跑到菜地种下去一些。现在地里面应该有黄瓜、茄子、豆角、玉米、空心菜、土豆、番茄、蒜苗、蚕豆、扁豆、冬瓜、南瓜、莴笋。妹妹和她住同一个村，有一天，妹妹抓到了一个偷菜的，对方说 “我家的菜也被偷了，我没得吃了”。
解封后，她想去看看菜地还好不好，摘一些给邻居、朋友都送一点。她还想围着这个科技园区转一圈，好好看看这里的江，这里的湖，“我都要拍拍照”。她说：“关在里面太久了，太憋了。好想自由，好想自由。”
货车司机苏先生想回家吃饭
3 月 16 日入夜，河南司机苏先生告别家人，开着 17.5 米重型卡车一路驶往上海。为了少交高速费，他全程走国道，多花了近 10 个小时才抵达。他一路开过去，察觉到了异样，越接近上海，入城道路越空荡，出城的车越多。
出发前，他知道上海有疫情——前一天，通报了 20 多例确诊病例。但按照疫情三年多来运货的经验，只要有 48 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就可以畅通无阻。但这次，收货方说，上海可能要封控管理，“卸了货赶紧走”。
苏先生走得还不够快。车刚开到江苏昆山，他的行程码有了上海记录。高速卡口只认行程码，他只剩两个选择：要么回家隔离，要么掉头回上海。隔离费每天 260 元，这一单扣除油费，他能赚 2000 多元，如果隔离，还得倒贴近 1000 元。
苏先生选择在昆山一条没修完的公路边上逗留，那是很多货车司机的歇脚点：没有停车费、附近有超市。等到第 14 天后，上海的行程记录终于消失，昆山封控。货车司机不被允许出昆山。
每天早上，苏先生在驾驶座后的小隔板上睡到自然醒。起床后和其他无所事事的司机聊聊天、刷刷抖音，有时去附近的河边转转，运气好，还能抓几条鲫鱼。货车司机可以一整个月在车上吃住。他用随车携带的液化气炉炒菜，但为了节省，大部分时候，他尽量吃凉拌菜和馒头。
苏先生在昆山被困 39 天。一开始每天做一次核酸，后来变成了两天一次，检测点在 3 公里外，他没有开车去——柴油价格涨了，每开一公里要烧掉 3.5 元，他舍不得，都是步行前往。
解封后，他想赶紧回家，吃家里的热饭、热面条。离开家时，天还有些凉，最近已经热起来了，没什么换洗的衣服，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几年没添新衣。
困在昆山这段时间，他一个人想了很多，之前自己太顾着赚钱，在外东奔西跑，只有钱能按时时回家。“没有为自己活过。我突然感觉到挺累，活到这么大，感觉活得不值。” 他说。
一位 3 岁的小朋友想和她的朋友 Tony 说：“我想你啦。”
小刘的封控生活已经超过 70 天，大多数时间她挺开心的。她的父母就没这么轻松了，他们对成为密接感到担心；为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和小区封闭无缝衔接感到无奈；为想做可乐鸡翅又舍不得放可乐哭笑不得；为终于买到几十斤肉兴奋不已。
她对这一切毫无察觉。家里的玩具玩了这么久，她一点也不觉得腻。她爸为此感到很惊讶，哇，“小朋友的阈值这么高”。
解封之后，她最想做的依然是在家和妈妈玩。当然，也有想出去见的人——幼儿园的朋友 Tony。她想和他一起玩石头剪子布，并且对他说：Tony，你好，我想你啦。
84岁的陈老师什么愿望都没有
解封之后想去哪里？陈老师不响。再问，陈老师说，没有什么地方要去。
想做啥呢？混日子。
陈老师今年 84 岁。十年前，他和妻子从上海浦西的老弄堂搬到浦东的一栋动迁安置房，住上 24 层的高楼，如今已被挂上了蓝色的“封控楼”牌子。陈老师在家里被封控了 38 天。
社区发放的蔬菜包不是专门为他这样的高龄老人准备的。他收到过“人脚那么长的莴笋”、几包餐巾纸、两斤面粉和小苏打饼干。陈老师和妻子的牙齿都不好，烧饭前，他要先挑出能咬动的，再拣出没变质的。
这个月，陈老师已经在家摔了两次，“屁股现在还没好”。据儿子说，陈老师有几种叠加的老年病，4 月初就该去医院复诊，一直耽搁到现在。
陈老师有点现在年轻人常说的丧气，此前的人生“是随大流惯了的”。封控期间食物不合口味，他就想，红军万里长征也吃野菜。4 月 23 日，浦东全部封控楼开始“硬隔离”。赶在小区装栅栏的此前一天，孙子托朋友给他送去了 60 个鸡蛋、4 箱牛奶、一些麦片和包子，陈老师分了一些给楼下同样高龄的邻居。对于眼下的情况，他很平静。就算是自然灾害，也总会过去——那是他二十岁出头时发生过的事。
叮咚买菜配送员陈先生想给孩子空运一套 1500 元的乐高
每天凌晨回到酒店，32 岁的叮咚买菜的配送员陈先生总会一遍遍翻看手机相册，看全家福照片。
这些日子，他对自己没能陪在家人身边感到亏欠。陈先生 18 岁南下深圳打工，做过司机、建筑工、菜农，29 岁在山西老家开了个餐馆，半年后遇到疫情，赔光积蓄还欠了几十万外债。2020 年，陈先生来到上海打工，妻子在家看孩子。
来上海后，陈先生做过餐馆切配工，保安，因为觉得太无聊，应聘成为了长宁区一家叮咚买菜前置仓配货员。自此，他每天都配送七八十单，穿梭于大街小巷，看到这座城市的光鲜和舒适。
3 月 27 日，浦东宣布全域静态管理后，站点订单量翻了两三倍，他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后，最多一天送了 216 单。回到仓里还要开总结会，再帮同事一起理货，经常忙到两三点，睡三四个小时，又该工作了。
他把自己的生活总结为 “三快”，骑车要块，走路要快，吃饭要快，争取多送几单。叮咚会在每天下午根据站点配送情况释放运力，他和其他骑手一样，都希望更多的人能买到菜。
最难的一次是一个阿姨找到他，抢到的菜希望转送给在徐汇的姑姑，老人快八十岁，不会用智能手机，断粮两天。那天他前后跑了三趟，想着趁志愿者换班送进去，都被社区和小区拦下来，那个小区有病例，不能接收政府发放以外的物资。他拿出核酸结果，证明自己是健康的，跟工作人员讲到流泪，“老人家饿两天要出事的啊。”还是没能送进去。
解封后，他想给孩子买以前舍不得买的 1500 块的乐高火箭，“寄顺丰最贵的那种空运。” 给父母买个按摩椅，父亲做了大半辈子的煤矿工人，患风湿，有个按摩应该会舒服点。再给媳妇买新衣服，在家带孩子照顾父母辛苦了。
他自己倒是没什么想买的，也没什么想吃的，只想睡个饱觉，不用设闹钟睡到自然醒。他想早点挣够钱回老家，这场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他觉得自己最该做的事是陪在家人身边。
服装店老板姜阿姨想给父母补上清明扫墓
姜阿姨今年 61 岁，在长春经营服装生意 32 年了。封控将近两个月，她感觉很郁闷，很崩溃，每天就是吃饭、看电视，偶尔唱唱歌、看看书，“总体来说就是无所事事”。
姜阿姨和老伴、儿子儿媳、小外孙女住在一起，生活方式比较传统，平时冰箱冰柜就比较满。刚开始封控，他们不觉得危急。甚至还 “奢侈了一把”，在家吃了顿烤肉。
但封控比预想得长太久了。最先缺的是水果和新鲜蔬菜，半个月后，冻菜、干菜消耗得差不多了，他们不得不跟着团购蔬菜盲盒。姜阿姨想，盲盒也专跟她作对，家人平时最不爱吃西葫芦，每次都是西葫芦最多。“哎，那也没办法。” 她自我开导，“来啥吃啥吧，为了填饱肚子嘛。”
姜阿姨生活富足，家人都热爱美食，从来不 “亏嘴”。“原来我家是想吃啥就做啥，随心所欲。现在只能是望菜兴叹……” 比如炒菜用调料，她和老伴相信 “葱姜蒜是餐桌三宝”，以前从不刻意节省，一餐就能用掉一小碗葱姜蒜。封控期间有好几天，姜蒜完全断了。后来好不容易才得到两头蒜、一块姜，还得省着用。姜阿姨觉得菜味都变了：“原来是有滋有味，色香味俱全，现在是清淡无味。”
解封后，她想去菜场买自己爱吃的菜，做一桌丰盛的餐食，亲戚们围一大桌，吃饭喝酒，喝茶聊天。她还想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接小孙女。封控前，儿媳带孩子回娘家探亲，赶上突然静态管理，分开了近两个月。还有，去给父母扫扫墓，封控跨过了清明节，她为此感到很遗憾。
她的服装店也被划为封控区，解封后即使开业，人们也不一定愿意逛街。长春市宣布社会面清零并没有让她和家人能走出家门，他们住在“封控楼”。现在，她最想要的不是立马变好的生意，而是自由。“自由太宝贵了，人如果失去了自由，真的很煎熬。”她说。
从方舱回来的马女士想去医院探望 90 岁的老父亲
4 月 18 日，离家 22 天的马女士终于回到社区。为家人做顿可口饭菜、拥抱亲吻女儿这些日常小事，还得再等等。她将继续接受 7 天居家健康监测。
“我从方舱回来了。感谢我们楼组长和邻居们，在我们父妻俩不在家的曰子，给予我女儿的关心，非常感谢！”63 岁的马女士用手写输入法，表达喜悦。
她住浦西，抗原检测阳性那天，上海新增 2676 例新冠确诊病例、累计感染人数刚破万。对很多不住徐汇、闵行的浦西市民来说，感染新冠似乎仍是小概率事件。确诊后，马女士多少担心会被歧视。她不止一次跟邻居说：“给大家带来了麻烦，抱歉。”
被问到在方舱的生活，马女士先是说：三餐荤素都能搭配好；年轻人总是让年龄大的先吃；咳嗽不断时，志愿者、病友不断催医护给药。但追问后，她才讲，刚进去的头两天，餐食配送不及时、常用药紧缺、厕所脏臭等问题比较突出。但她很乐观。总是给年轻的病友推荐歌曲《我们是一家人》，感谢邻里、居委街道、病友和志愿者的帮助。这首歌也成了她回家后最怀念的声音之一。
仍住院的 90 岁老父亲始终是她士最想念的人，除了挂念他的身体恢复情况，她还担心医院被转做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后，父亲的转运和后续治疗情况。解封那天，马女士准备第一时间冲去看望父亲。回家路上，她还会买齐肉蛋菜和油盐酱醋，和物资匮乏的这一个多月做告别。
“我坚信我的家庭也会在风雨中坚强挺过来。迎着美好生活前行。” 马女士住进方舱的那天说。现在她仍这么盼着。
马女士的女儿王同学在等着抱抱她
得知爸爸抗原检测阳性的那一刻，王同学眼泪马上掉下来了。两天前，妈妈刚被接去方舱。爸妈都 ‘中’ 了，感觉家里的靠山都倒了。父母都有基础疾病，需定期服药。方舱常用药配备有限，患者很容易物资库存见底。
有一次她漏接了爸爸从方舱打来的电话。一小时后回拨，无人应答。再连打四小时，仍无人应答。她发动了一切亲戚打电话。王同学脑补了各种可能性，越想越不好。第五个小时，通了——爸爸只是睡着了。
她自己也担心。在疾控中心安排的抗原、核酸检测安排基础上，她又自购了十几份抗原检测套装，每天自测。
王同学是音乐剧演员。平时排练对灯光、声音、造型、舞美都有要求，封控期间能做的实在有限。她想念剧场和跟搭档深夜对剧本。想尽快回到被迫离开这么久的舞台，捡起基本被耽搁光的工作，“可能是音乐剧演员的职业宿命感”。以前觉得 “烦死了” 的音乐剧开场前的场铃声 “等灯等灯”，是她此刻最想听的声音。
她还想陪家人去逛个超市，散个步。最重要的，她特别想抱抱刚从方舱回来，仍居家隔离的妈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发稿的此刻，这个愿望将最先实现。
另一位从方舱出来的肖同学想囤东西
在得知自己很大概率将去方舱时，肖同学赶紧把猫紧急转运到了朋友家。然后，她突然觉得 “无所谓了”，脑子里只有 “尽人事听天命”。
她本坚持核酸复核阳性前不去方舱，但最终决定和室友一起接受被转运，相互有个照应。妥协是种痛苦。她不想占用公共资源解决个人问题，也不想和基层的人员起冲突。当没有一个确切的对象可以责怪时，巨大茫然袭来。
解封以后，肖同学最想吃火锅，还要逛街、去商超囤东西。疫情让她对物质有一种迫切的掌控感。洗碗机一定要买，封控期间高频率做饭，她感觉整天都在洗菜洗碗洗锅。往年此时，妈妈会从福建来上海给她过生日。妈妈很爱也很会做饭。封控期间，肖同学和妈妈的聊天多了很多，但她没有什么都告诉妈妈，没有很情绪化，主要是讨论做菜，还有互相告知所在地的疫情进展。
她还想在解封后赶紧换个租住的房子。居家隔离放大了 “老破小” 的不足，物业和居委功能性不太强、各方面保障比较差。她想从 “30 份团购经常凑不起来” 的老小区，搬到各方面条件更好的地方、住更大更舒适的房子，“万一以后被封是常态呢？”
不喜欢黄焖鸡的陈先生想简单地吃个黄焖鸡
“就吃楼下的黄焖鸡。” 陈先生重复了两次解封后最想做的事。他其实不是特别爱吃黄焖鸡，但其他的愿望近期比较难实现，“就不想了。”
4 月中旬，上海疫情紧张，他就职的世硕电子——第二大 iPhone 代工厂和硕的子公司——暂停生产。他和同事在宿舍接受封控管理。
陈先生 26 岁，平常很少一个人吃饭，即使吃宿舍楼下的自助小火锅也要找个伴。封控前的那个晚上，他从餐厅走回宿舍，把同事送回各自的住处，戴上耳机，点开歌单随机播放，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了两小时。之后，他的微信运动步数从每天 2、3 万掉到 400。他想念走路走到很热然后买一罐冰可乐的感觉，说到这里，他焕发了年轻人的活力：“就算冻死在冬天里，我也要说可乐不冰怎么喝！”
最近两周，他收到的配餐饮料里，大部分是牛奶和矿泉水，只有一次是可乐，而且还是百事可乐。他迅速把它喝掉了。因为职级不够，他的宿舍没有冰箱。他得赶紧抓住这稍纵即逝的快乐。
读高三的姚楚儿想去看看也在读高三的好朋友
今年 4、5 月，是姚楚儿中学时代最后一次备考季。4 月初，老师和同学一起被被封在学校，周末也要上课。备战拉长让她疲惫，也有些遗憾：她在苏州一所国际高中就读，原本希望在出国上大学之前多陪陪家人。
疫情贯穿了她的高中生活。高一时，她作为主要负责人，组织同学为武汉捐款。现在拍毕业照的计划因疫情延期，毕业旅行也不知能否实现。时间久了，姚楚儿看电视剧时会下意识觉得公交车上的人应该戴上口罩。
解封那天，姚楚儿想去见一位参加国内高考的好朋友。3 月 13 日，朋友在封校 30 多天后短暂地放了一天假。她们很珍惜那个夜晚，一起走了两万多步。路上，她们遇到一个 “只在小学时见过的豆腐摊”，买了一份，一起蹲在路边吃完。第二天，苏州疫情管控升级，朋友紧急赶回学校。3 月下旬，姚楚儿独自在那条街上遛弯，豆腐摊已经不在了，她也和朋友失去联系——朋友只能用学校发的、只配了一个按钮用于呼叫家人的 “小灵通”。
4 月下旬，朋友借别人偷偷带的手机给姚楚儿发了一封信，倾诉临考焦躁。她在回信时引用了近期读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中的话：就算这种境遇难以忍受，你也仍然可以自由地在心中和行动上决定如何去看待它。
听障人士、篮球运动员倪珍佳想找块更好的训练场地
直到关怀物资终于送到了家里，妈妈在视频里说：“猪排比巴掌还大”，倪珍佳才终于放下心来。她是上海的一位篮球运动员，3 月 20 日，像往常的周末一样出门训练，之后去队友家玩，意外地被封在了队友家。
倪珍佳对 “与世隔绝” 的理解比绝大多数人更早更深。她 1 岁时因病患上听力障碍。在幼儿园，戴着助听器会被视为异类。别的小朋友说：你是哑巴。她努力地说：我不是。但他们依然走开了。
2017 年，倪珍佳开始打篮球，更多地感受到与人连接的力量。去年她代表上海队参加全国残运会，获得第七名。作为队长，她制定了更严的训练计划：每周末都去离家将近 30 公里的免费篮球场带着大家一起训练。
解封后，她想跟一位球馆老板再谈谈，给团队争取个更好的训练场地。她还想跟爸妈好好吃顿饭，那是她从小到大都认为最幸福的时刻，“每次吃饭我的话最多，说完米饭都凉了”。被封之前的几周，倪珍佳在两个咖啡馆打工，一周只能跟家人吃一次晚饭。她有点后悔。
她本来会在 3 月 26 日出现在上海 YOUNG 剧场开幕演出《美好的一天》的舞台上：20 位生活在上海、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讲述自己的人生。她鼓起勇气报名成为素人演员，她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听障人士也在努力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那出舞台剧，未能如期上演。
住在 WeWork 里的李女士每天都在照顾小鱼
夜幕正在降临。昔日闹腾的上海苏州河畔此刻只有少量执勤保安和周边居民。往来交通逐渐减少，直到九小时后接近于零 —— 上海浦西也将进入全域封控状态。
那是 3 月 31 日晚上六点。巡查完办公室的李女士收拾东西回家，她是浦西一家 WeWork 的保洁主管。当李女士回到家时，得知楼上和楼下邻居都已确诊新冠。在当时看来不难选的选择题摆在眼前：回家，和家人一起作为密接隔离 14 天；回公司，等五天后浦西解封。
犹豫一小会儿，李女士决定回公司。还有两位保洁同事、两位社区保安因为同样原因回来了。
当时他们觉得只封五天，衣食起居不太难克服：办公室有电磁炉和锅碗瓢盆，肉、蛋、菜、米面、油等则在回公司路上顺手买了些；卫生间有热水和水桶，可以洗漱；之前因家里被封而临时住公司的同事还留下了床褥。
五天之后，4 月 5 日早八点，上海通报前一天全市新增 13350 例新冠确诊、延续指数级增长态势。浦西各区的病例也在增长。
浦西解封无望。食材开始告急。老同学得知后托了两层关系把足够五个人吃十来天的蔬菜、鸡蛋、调味料，以及一些肉禽制品送进来。之前结识的快递员、外卖员帮忙采购。写字楼的物业公司也把他们登记到属地居委，从而接收保供物资。
二十多天下来，李女士感觉很无聊也很焦虑。只盼早日和家人团聚，再去超市买好多好吃的，为他们做上一顿自己最拿手的卤牛肉。她还想给远方父母多寄点营养品和生活必需品。因为防控，本打算来上海复查胃癌晚期术后恢复情况的父亲只能留在重庆等待。
在给我们的手写回复里，李女士说，生活再难也要努力笑着面对，一切总会过去。
图注：李女士发给晚点记者的手写信
封控期间，她一直帮助会员照看公共区的花草绿植和小鱼小虾。说起几乎所有绿植都好好活着、小鱼自由自在地游着，公共区仍充满盎然生机时，她有些自豪。
产品经理刘佳想去看看公园里的小狗
刘佳是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30 多岁。最近的封控经历，让她体会到耐心、悲伤和愤怒的过程。
她生活在上海最大的小区，官方说住了 3.6 万人，也有人说是 5 万人，团购很难进来。其他区的朋友有的能叫到耶里夏利的外卖，几公里外的同事能团购到山姆，刘佳则很难买到零食、面包，对着朋友圈感慨“上海折叠”。
还有一些变化。她每天在早餐前先给 3 盘蒜苗、1 株生菜、2 根葱、2 个萝卜根及若干其他菜根浇水，“其他菜根” 因为没有颜值或者无法炒菜被安置在鸡蛋托盘里。早餐少掉的环节是做手冲咖啡，咖啡豆快要用完了，暂时还没办法团购到新豆子，刘佳不舍得喝。
最近，她每天的情绪都消耗在跟楼组长生气上，但希望保持这个愤怒感，不再轻易接受道歉，因为这能让她“感觉自己还活生生”。居家需要建立生活规律。刘佳每 2-3 天在家练一次瑜伽，她感谢自己还有工作和爱好。
她不是第一次被封控，上一次在家隔离了十几天，但那时管理还不严。第一次隔离解封后，她曾大晚上骑共享单车去不远的地方兜风。这次解封后，她应该会先在小区散散步，然后打车去市中心吃东西，永嘉路有个公园，里面有很多小狗，她想去看看；再去吃好吃的面包，去瑜伽馆练习。
入职后从未去过公司的设计师想见见同事
“糟透了”。焦虑化成不明原因就流出眼眶的泪水和舌头上的一溜燎泡。28 岁的互联网设计师阿白最近的日子就是这样的。
她每天梦里都在清点家里必需品的存量，清晨醒来还要抢菜、关注每日新增确诊人数、防控政策变化，完全无法好好工作，但工作依然需要推进，只能压缩睡眠时间。
封控期间最可怕的是患抑郁症的男朋友断药了。疫情初期，药物存量还有三周，“这个节骨眼不到最后关头，不想冒着感染的风险再去配一次”，她决定再等等，“结果等着等着就封城了”。
药品存量不到一周的时候，依然看不到解封迹象。阿白开始向居委求救，也在一些紧急配药通道登记，一直没得到回应；有朋友建议她去微博发布求助信息，但当看见还有那么多更危急的求助者尚且没有得到帮助，她就打消了念头，“不想与他们竞争公众注意力”。
由于骤然减药，男朋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戒断反应，阿白不得不在朋友圈和各类群里发布求助信息，想看看会不会有人还有存药、愿意分一些。公司领导注意到她情绪波动，安排同事帮忙解决。阿白是疫情中期线上入职的，甚至还没去过公司、没见过同事，但已经与同事们建立起线上友谊。两天后公司帮阿白送到了药。
解封初期，她不敢在外太久，头一个想去的地方还是医院，陪男朋友再把药囤上三个月……断药的日子真的太可怕了。如果街上不算拥挤，就去看看家附近的凉拌菜和排条有没有开门，再扫荡一点咖啡可乐，买到好吃的就回家窝着。等城市平静后，她想去公园吹吹风散散步，和拯救她于水火之中的小区团长吃顿火锅，去公司见见那些安慰她的同事们。
一位匿名的拼多多员工想摆脱只剩工作的生活
来到上海几年的他第一次在新闻中知道，这座城市有 16 个区，上百个社区，很多没听过名字的街道和超过两千五百万常住人口，这些人和他一样，都被困在了家里。
他是一名拼多多员工，加入公司三年，生活只有两点一线。每天早上 11 点前到公司，晚上经常 12 点后到家，偶尔还要值夜班。每两周休息的那一天，他会在家睡觉，打游戏。他在上海没什么朋友，不外出，不逛街。和大学同学们聊起上海，他会开玩笑说自己在 “上海富士康拧螺丝”。
4 月 1 日，浦西开始封控，他第一次拥有了双休。但假期来得没有那么简单。HR 给出的要求是，各个小组安排一部分在家办公的员工轮流请事假，请假员工不写日报，不发工资，但该完成的工作还是和平时一样。
居家办公对拼多多是不得已的举动，3 月下旬，拼多多总部所在的长宁区出现了多起本土传播病例，员工们收到了 HR 发来的保供证明，可以向社区申请回公司继续上班。在一位员工居住的小区出现疫情，跟领导申请居家办公，公司建议他自费住到公司附近的酒店，“不耽误上班，比请假划算”。
疫情确实让他效率变得更低了。平时在公司一个下午就能完成的需求，居家后，拖了两个星期。封锁在家的第三周，他就开始无心工作。
上周一中午，有人敲门，开门发现门口多了一个篮子，里面有两张鸡蛋饼、一盒牛奶和一张手写感谢字条，来自他帮助过的 501 号住户。他隐隐记得，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婆，和他外婆差不多年纪，经常楼下花坛边休息，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有一次在楼梯间遇到，他扶她下过一次楼。
等到解封，他想去拜访阿婆，给她买点水果和牛奶，再说声谢谢。疫情让他学会要过好自己的生活。他对只有工作的生活感到厌倦了，想在解封后去大街小巷走一走，靠脚步来感受这座城市。不过他特别强调，出去走要等解封后过一段时间再施行。刚解封如果外面人太多，他担心感染。
被疫情耽误了婚礼的杨律师想不戴口罩地吹吹风
杨律师去年底才换工作到上海。按照原本的计划，在上海的第一个春天，她将完成婚礼仪式。
3 月 17 日，社区要求全体居民居家 48 小时，之后就是绵长的 “2+2+2+2……”。到了 28 日，突然通知可以出门采购物资。杨女士去了趟超市，全程佩戴口罩。回来后没几天就 “阳了”。“买 15 块一斤的菜，还得新冠。”她挺不开心。
新冠曾让杨律师短暂地丧失了几天味觉，尤其是甜，“变成了奇怪的味道，很难形容”，只能尝出柠檬茶里的一点点酸，口香糖也变成凉凉的、味同嚼蜡的感觉。等待转运的 10 天里，老公也感染了，连发 6 天高烧。为老公烧饭时，香油味啊、油烟味啊、菜的咸淡啊，统统辨别不出来。——“一个味觉失灵的人做饭，真的艰难。”
家里没有储备药，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时，他们只能靠物理降温硬抗。感到绝望的同时，杨女士又感到庆幸，自己还年轻，身体素质好，可以熬过来；也庆幸他们没有小孩，老人不在身边，“这样病毒不会传染给他们”。她比以往更思念家乡和家人，有了一些辞职回家的冲动。
解封的那天，她想睡到自然醒，起床洗个澡化个妆，然后去海底捞大吃一顿。吃完回家睡个午觉，下午去江边散步，不戴口罩吹吹风，“在方舱的时候全天戴口罩，回家之后又足不出户，特别希望能自由呼吸，感受一下春天、或夏天的风。” 到了晚上，再大吃一顿，shopping 一下，为夏天购置新衣。
“封控可能在未来一个月内结束，但疫情之后，渺小的我们可能面临更大的人生挑战，以及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经济萧条。” 她说。
投资人路先生也想去公园吹吹风
路先生是一位投资人，在上海已经被封控四十余天。刚开始，他状态还挺好，心情也比较自然，最近一周，他感觉解封遥遥无期，看到很多防疫乱象，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也变得悲观，他有点胸闷压抑，很憋屈。
解封后他最想带娃去公园溜达，坐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吹风，吃个有大量冷饮的烧烤自助；再到公司上几天班，在家里呆久了，人变得有点无法专注，对时间的流逝也变得不敏感了；条件允许的话再去游泳。
封控期间，他最想念的是正常条件下与亲朋好友的面对面交流。封控期间的最大感悟是塞翁失马，所有的好事都有坏事，所有的好事都会带来坏事，如果没有从更高的层次来理解的话，看到的会是一个个的循环。“世事无常，多点敬畏心，多做对世界对别人有价值的事。” 他说。
三甲医院的白医生想回医院接诊
回家的那个夜晚，白悦发现路旁的行道树已经从枯树长到枝繁叶茂，街道上没有行人和车辆，只能听见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白悦是上海一所三甲医院的内科医生。这是她一个月来第一次踏出医院大门。从三月初上海开始出现零星疫情，医院便要求医生们不再回家，在医院内闭环管理。4 月 17 日晚上，她接到通知，没有打完三针疫苗的医护撤出医院，次日起医院将作为定点医院，收治感染病例。
接到这个消息时，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可以回家了，能好好睡一觉。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她没能打完三针疫苗，成为了这场消耗战中少数能中场休息的医护。
过去近半个月，院内的医护越来越少，更多人被抽调到方舱和核酸一线。现在，一名医生需要负责十几个中重症病人，处理数倍的查房、会诊，还有人员减少而增加的 24 小时值班。很多个夜晚，她都不能睡觉。
家人的近况也让她担心。三月末封控开始，家里的米面油几乎消耗殆尽，她很自责，怪自己没有多准备一点食物。后来，在每天仅有的几个小时休息时间里，她一直在刷手机，只因小区的团购会在不定时出现，生怕错过了救命粮，那时她将不能安心工作。几天后，终于帮家人买到了一袋大米，她团购到一些蔬菜，品质不好，但不重要了。过去一颗包菜吃一天，现在吃三天，每顿饭只炒一个菜。
从 24 小时忙碌到突然静止在家隔离，她愈发想念日常生活，一顿正常的饭菜；跟好朋友见面，一起逛街聊天；跟家人一起散步，看场电影。解封后，她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医院，疫情让很多病人没能来医院看病。这些年来她见过了太多的生老病死，对不幸的经历感到同情。这次疫情，作为亲历者她更加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现在，她觉得一家人能平安在一起最重要。
本文转自： https://www.latepost.com/news/dj_detail?id=1117
本站仅做收录，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