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寻找世界的声音”对话实录
这个月，单读举行了“新声计划”（New Voice）的第一场国际线上交流，来自爱尔兰的 The Stinging Fly 杂志编辑 Lisa Mclnerney，和来自瑞士的 Specimen. The Babel Review of Translations 杂志创始人 Matteo Campagnoli，与身在北京的《单读》主编吴琦连线。他们带来了各自国家的文学现况、在项目中寻到的“新声”，也分享了对越洋共同工作的欣喜。
三位围绕文学工作的人，还交流了新的社会条件下，萌生出的对文学新的思考，比如疫情对写作者产生了什么影响？AI 会取代写作者吗？以及，今天的文学应该表达什么、如果创新，可以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今天单读分享这场对话的文字实录。
4 月 13 日，单读新声计划系列对话第一场通过 ZOOM 连线了两位嘉宾。 图中的对谈者分别为 Matteo（左上）、Lisa（右上）和吴琦（左下），右下为翻译彭时英。
为什么加入新声计划？
吴琦：从一年之前单读提出“新声计划”这个项目，到两位决定带着自己的工作机构参与其中，再到现在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半年以上，想问问你们参与这个项目的感受，对这个项目的第一印象和期待是什么？
Lisa：参加“新声计划”是件特别好的事情。今年 The Stinging Fly 将迎来成立 25 周年纪念。我从 2017 年开始在 The Stinging Fly 工作，但是直到去年 8 月才被任命为编辑，上任之后我对我们杂志的愿景是，延续过往的传统，出版、刊登翻译作品，同时在全世界推广爱尔兰的文学作品。因此加入“新声计划”恰逢其时。到了 2023 年，我觉得世界虽然日益分化，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似乎更近。文学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上非常重要。翻译也能加强人和人之间的联结，而联结恰好是 The Stinging Fly 工作的核心。我们希望通过文学加强整个世界对彼此的共情。
Matteo：我们 Specimen 也非常高兴可以加入这个项目。我介绍一下我们杂志的一些情况，其实文学翻译一直在 Specimen 的 DNA 里，我们杂志的全名是叫 Specimen.The Babel Review of Translations，我们比 The Stinging Fly 要年轻，十年前成立，脱胎于每年 9 月在瑞士一个意大利语城市举办的文学节——巴别塔文学节。我们希望通过文学节和杂志建立一个世界各地文学写作者和译者的社群、网络。
我们杂志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发表和翻译的作品对语言不设限。创造社群与分享文学对我们来说非常自然，我相信对你们也是如此，所以，Specimen 加入“新声计划”是顺理成章的事。
什么是我们寻找的新声？
吴琦：“新声计划”的征稿，是面向已经熟知的作者和读者群体，或是在线做完全开放的号召，我想请两位大概介绍一下，在目前这个阶段，你们各自收到了什么样的作品？不管是用什么样的维度——数量、质量、种类、风格、内容，有没有一些阶段性特点？
Lisa：在 The Stinging Fly，我们每年出版两本刊物，所以每年有两次公开征稿的机会。我们利用原有的公开征稿阶段来收集作品，而不是单独设置“新声计划”的征稿时间，因为我们觉得这样能发现创新的、令人激动的好作品。公开征稿意味着作者在写作类型、方式和主题上不会有任何限制，我们乐于阅读作者本人非常有自信的作品，而令作者激动的作品也会令我们激动。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选择一些近些年由我们出版过的、正在成长的青年作者，在他们中间选择那些编辑部认为更有创新性、文学功底更好，或更能代表爱尔兰文学的作家。我们还有一部分读者群体，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和年龄，文学阅读的取向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对谁正在写作前线有更广泛准确的感知。
这两种作品特性会让我们觉得作者符合征稿的期待：第一，作者在文学语言上有实验性，比如在时间或视角上创造了新的叙事声音；第二，作品呈现了未来主义的概念或者元素，将探索科技、社交媒体融入写作中，探讨它们和人类的生命体验以及既有文化是如何互动的，例如，有些作者用电子游戏来写小说或非虚构作品。我们选择的所有作者，都在形式和主题上不断拓宽已有的文学边界。
电影《头号玩家》
Matteo：我们的情况更加特殊，因为发表在 Specimen 上的作品语言不设限，尽管我们有研究特定语言的专家，但公开征稿仍然会给稿件处理带来很大难度，所以我们一般不进行公开征稿。另一个原因是，考虑到我们代表瑞士参加到这个文学项目当中，只面向瑞士作家征集会更好，我们已经征集三四种在瑞士比较通用、我们编辑部都熟知的语言来进行写作的作品。同时也像 Lisa 说的，我们依赖那些已经为他们出版过作品并熟识的作者，向他们邀约一些新的作品，这也是参与“新声计划”的一种方式。
说到类型，我们的杂志出版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短篇小说和非虚构等等。我们也拥抱混合式作品，这正是我们在“新声计划”项目中期待看到的，就像 Lisa 说的，写作的形式和内容，我们期待写作者能在其中一项上有所突破，甚至都能创新。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写作者对语言的综合运用。
我们也出版散文，但散文的写作质量至关重要，所以目前我们出版的散文大部分由专业作家写作，或者真的具有艺术品质。
文学创作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
吴琦：之前单读做《单读 32·寻找救生艇：爱尔兰文学特辑》的时候，与现在生活在英国、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颜歌——我想 Lisa 应该也认识——有过交流，她介绍了在爱尔兰的情况，文学杂志征稿的质量和数量都非常高，可以征集到非常多投稿，并且这些投稿几乎都在水准之上。所以中国的文学行业常常有一个对于爱尔兰的刻板印象——这是一个文学的国度，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刻板印象。
Lisa：的确，文学在爱尔兰很重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学传统很自豪，我们有像詹姆斯·乔伊斯、塞缪尔·贝克特、叶芝等等文学巨匠。丰厚的文学传统对当代持续产生影响，身在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国家，任何文学工作者都会感觉到，我们的工作会被认真看待，我们做的是很严肃、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对自己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也非常有自信。另一个影响是，爱尔兰政府重视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化活动，提供了非常多资金支持，全世界的爱尔兰驻各国使馆也致力于推广爱尔兰文学，这些都为写作创造了非常健康的环境。
吴琦：刚才 Lisa 介绍了爱尔兰的文学现场，也很想请 Matteo 讲讲他眼中瑞士的文学场域的一些基本情况。
Matteo：Lisa 刚刚提到爱尔兰是个文学国度，我想分享谢默斯·希尼的一件趣事。如果有人给他寄信，他会亲自回信给别人，署名时不光会写自己的名字，还会写上“爱尔兰”，这是爱尔兰创作者国家认同感的体现。还有一点，就是给他寄信时，只需要写上作家的名字和爱尔兰，都不需要具体的家庭住址，信真的可以寄到。
爱尔兰作家谢默斯·希尼
瑞士的情况会相对复杂一些。瑞士有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不同语言的写作者，每种语言背后都有一整套流传下来的文学传统。但是瑞士作家的写作仍有一种独特的特质，独立于写作时使用的不同语言，在我看来，和中欧的文学传统比较相似。
瑞士对文化艺术的资金支持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就像 Lisa 刚刚介绍的爱尔兰的情况，你有很多机会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不仅瑞士政府重视，私人的基金也在支持音乐、戏剧、文学等不同艺术。而且我认为，像 Specimen 这样一份免费的、因为接受多种语言而很难在本地有受众的杂志，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是不可能一直这样发展的。
文学传递真实的声音是重要的
吴琦：经过疫情三年，整个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联系急剧减少，今天重新开始这样的国际对话，我内心都不太确知大家是否依然对中国在发生什么有兴趣。作为中国的文化工作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介绍在中国工作的情况？这是我此刻的疑问。
“新声计划”这一阶段的工作，其实特别能够展现单读工作中的两个特征。一是我们会同时向读者和陌生作者，以及原本就认识和熟知的创作者群体发起征集。在这个过程中，100 份甚至更多的投稿涌入，和我们常规投稿的数量一样，这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不少人对文学艺术有兴趣，大家参与很积极。
刚才两位说到什么是“新声”，什么是新的，我可能还要增加一个解释，因为疫情的影响，在单读的征稿过程中，我们非常渴望、看重“现实”，不管是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还是以非虚构作为主要的写作形式，这也是单读工作的另外一个特点。可能在中国的现实，这部分创作更加困难、更加稀少，相比诗歌和小说来说也更加难得、更加宝贵。
Matteo：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中国现实的题材或形式会更加稀有？你们想看到的是哪一类现实的作品？
吴琦：直接碰触社会议题，直接反映社会最近发生的事件、值得关注的人群和他们遭遇的问题，这些内容不论在文学、传媒领域，还是公共舆论中都非常少。而且恰恰因为传媒和舆论缺失对现实事件的讨论，反过来导致对现实的触碰其实都要通过文学曲线救国，作者要绕一条文学的道路去重新提出对现实的意见和批评。这其实更直接地回答了 Matteo 提出的问题，所谓的现实是什么？一是日常生活的直接观察，二是提出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各个层面更多元的意见。
我想知道两位对中国的文学世界，不管是作家、编辑、翻译，还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
Lisa：爱尔兰文学领域对中国的兴趣，更多集中在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在全球的重要性，作者们想把作品卖到中国，有些投机，但也不是坏事。很遗憾的是，我好像没有看到大众对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观看中国的电影电视剧、接受中国的文化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我认为文学很重要，它为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创造了路径，帮助我们表达今天生活中共同的重要的事。
有趣的是，爱尔兰人也很在意外界对我们的评价，当我们在爱尔兰见到一位中国作家时，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觉得爱尔兰怎么样？你对爱尔兰感兴趣吗？
电影《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
Matteo：我先回应一下刚刚聊到的现实，吴琦提到文学在讲述现实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我认为这不单在对现实发表多元观点受阻时是重要的，无论在什么语境中，用文学传递真实的声音都是重要的，因为不存在可以完全自由写作的环境。我们可以信赖这样的作家发出的声音——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复杂性予以呈现，而不是简化。
说到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我只能代表我们这本杂志的立场，在巴别塔文学节，我们邀请过余华等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家来参与，杂志编委的核心成员中有一位是长期生活在英国的中国作家，郭小橹。我们总是与海外作家保持联系。所以我们非常感兴趣中国在发生什么，以及真正住在中国的作家在写什么。
疫情对写作者产生了什么影响？
吴琦：我前面一直提到疫情的种种影响，我们已经非常厌烦线上会议，这是我们过去几年依赖的交流方式，但是今天我们更想要在真实的环境中交流。我想问，就两位的观察而言，过去几年的疫情生活，对各国写作者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直播截图
Lisa：我们有自己的读者群，也收到很多投稿。最近一次征稿大约收到了 1600 篇短篇小说，我读了其中 1000 多篇，对当代爱尔兰作者在关心什么有了一定了解。看作者如何将过去三年的疫情生活融入到写作中还挺有趣的。的确有很多作者对疫情、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和社交媒体上的极端言论这类主题或内容感兴趣。但我不确定大家是否对这些主题有足够深入的了解。也许还要过几年，我们才能准确描写这段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是如何应对的。
至于他们的写作风格，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从我开始阅读当代虚构作品开始，爱尔兰写作者始终在进行实验和探索新的写作方式，致力于拓宽叙事方式的边界。
Matteo：说实话，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我非常同意 Lisa 刚刚说到的，现在对疫情的影响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尽管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话题。它不断出现在新闻中，是当下的热点，但目前都还不太可能创作一些真正相关的作品，真正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以及疫情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疫情这几年，很多人都开始了线上生活，并且在线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但我认为大家并非是沉迷于此。正如吴琦刚刚所言，我们现在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有更多面对面的交流。尽管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幸运地成功举办了线下文学节，但其中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两三年里我们都需要同时准备线上、线下两套方案，并且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努力来举办线下活动。但在这些线下活动中，所有参与者都非常开心，这些人正是没有那么沉迷于线上生活的人。
但疫情也有相对积极的影响，比如正是因为我们开始习惯通过线上会议分享想法、交流观点，今天我们才有机会通过 ZOOM 会议开展这样的对谈。
如果写作不发自内心，还有什么意义呢？
吴琦：我不知道在两位的工作中，大家会不会聊起来 AI 或 ChatGPT 对于各个行业的影响，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尤其在文学或者文化领域，我们都在讨论它会对翻译、设计、绘画、写作产生什么影响。在两位工作的场景中，关于 AI 和 ChatGPT 这一类话题是怎么样提出和讨论的，以及你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看法？
Lisa：或许我比较迟钝，我并不担心 AI 或者 ChatGPT 会威胁创意写作，但对于技术写作与翻译，问题可能会更复杂一点。一旦新鲜劲过了，人们便会意识到机器写作并不是真正的创作。创意写作关乎自我表达，不仅仅是一本书出版所带来的那些转瞬即逝的荣耀。如果你不书写来自灵魂深处的话语，怎么会从写作中获得成就感或主体感？写作或创意写作是为了加深人对于不同个体体验的理解。当我们尝试使用新技术或工具进行创意写作，一些本质与重要的东西就流失了，并且无可挽回。
在目前收到的征稿中，我们尚未遇到明显用 AI 写作的文章，如果有朋友开玩笑说这篇作品是 ChatGPT 写出来的，那实在是因为它的内容让人一眼就看出虚假。也许 AI 或 ChatGPT 会不断迭代更新，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如果写作不发自内心，还有什么意义呢？
Matteo：我非常同意刚刚 Lisa 说的，写作关乎人的真实体验，否则毫无意义。对于技术写作和说明文，AI 的确大有助益，能够提高效率，但让人也陷入一个无尽循环。当效率提高之后，你要处理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多。就像原本需要花几个月投递信件，但当我们研发出电子邮件，那接下来需要回复的就是三十封邮件而不是一封信——新技术并没有解放人。
另一方面，这些新技术也使人反思我们为什么写作，这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写作中必不可少的。我记得多年前与一位英国诗人朋友聊天，他说他在读诗时，希望读到的是另一位诗人用自己的声音在诉说。这听上去很简单，实际非常难创作，因为我们现在读到的很多东西都像是机器写出来的。我们不需要 ChatGPT 写作是因为真正像人去写作、进行真实的表达，是难得且弥足珍贵的。上周《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位作者也提到，写作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倾诉，否则毫无意义。
《成为简·奥斯汀》
也许在其他领域，如数学和计算机，新技术可以帮我们达到人类所不可及的极限，但就写作这个领域而言，只有人类才能从体验与现实中汲取养分，进行写作，而 ChatGPT 只能依赖其他人已经写就的文本，只能对已有的东西进行二次加工。
一本刊物还有什么可能性？
吴琦：Lisa 刚才说，可能文字工作者总是会相对迟钝。对于新事物，我们好像一直被认为是变化中不变的那部分，很缓慢很传统地想要通过文字、文学的方式去回应充满变化的世界，这也是对这类人的刻板印象。
最后一个问题又回到“新声计划”的起点，在你们各自的工作中，一本刊物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在新的社会条件之下，作为一本文学刊物，或者一个以文字维生的人，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继续做、甚至做得更好的？
Lisa：我很认同吴琦刚刚说的，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像编辑这类文字工作者是相对坚守自身传统、保持不变的那群人，不像其他传播方式那样对变化做出直接的回应。我们产出更慢，需要更多时间吸收、消化。我认为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需要时间来提炼。但这正是文学的力量所在。我们无需调整或加快步伐来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书不是社交媒体，书的作用和目的都不一样，其时效性更长，会以更缓慢的方式来理解我们所处的位置。
但我同样欣喜地看到写作者在不断精进他们的语言。这是语言发展的过程。在过去的英语写作中，用语非常正式，有一套既定的语法要遵循。但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作者使用俚语、方言或在文字中采用不同的视觉元素，这就是创新。写作者仍然在文本上传递、表达他们的态度，但形式令人耳目一新。这也是我认为短篇小说的力量所在。它不像长篇需要在很长的篇幅中保持一个特定的叙事声音，而是有很大的实验空间，无论是在语言还是题材上，这也是 The Stinging Fly 当前关注的方向。
正是通过“新声计划”这种国际项目，我们能够和世界各地的作者、出版单位和编辑交流，接触其他讲故事的方式。我们借此可以更快地推动语言变革、理解自身、创新写作风格。
Matteo：Lisa 说得很好，文学的力量在于记录当下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不必亦步亦趋地紧跟时代的每一个变化，而是以相对慢的节奏去消化、处理和吸收。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
文学和艺术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生活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如果你生活在自我不认同的世界，可能对当前生活不满并感到痛苦，会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如果你能够找到文学和艺术，便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栖身的世界。
虽然文学是另一种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现实毫无关联。文学是我们进入世界的中介。实际上，我对那种认为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可以完全改变世界的观点存疑。但每一部小说、每一篇诗歌的诞生，又的确正在改变世界。任何一部小说的诞生都让这个世界发生变化。因为有了这些作品，你可以通过阅读它们，接触未知的领域，拓宽个人视野，认识到自己身处其中的角色。他们能够作用于个人，你对文学艺术作品接触越多，受益则越大。
“新声计划”这个项目以及翻译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正如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所言，翻译使我们了解到不同的文明。你可以通过阅读某人的作品，了解其想法。
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
我们最需要关心的是，在写作过程中，难免受到社会性的影响，这有点危险，因为很容易让人陷入某种意识形态，可能会让创作变为讲述事实，而那是论文或新闻报道就可以做到的。
【关于新声计划】
“新声计划”（New Voice）由单向空间旗下的内容出版物《单读》发起，计划进行持续两年的线上会议和工作坊，并征集各自语种内“短篇小说”“非虚构写作”“诗歌”三个文类的代表作品，如果条件允许，还将推动海外作者赴中国驻留，重启面对面的国际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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