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村庄中留下的痕迹和地铁事故牢牢地绑定在一起，有人一时间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但提起那场塌陷，立刻反应过来，“哦，是他们”。

2021年10月12日清晨，老人们乘车前往还未建成的天津地铁4号线登州南路站，那本是平常一天，他们将在地下清扫建筑垃圾，直至夜幕降临，结束劳作，领取工钱，回家喝口小酒解乏，转天继续寻觅打零工的机会。

但在15点35分，坍塌发生了，没能躲开轰然掉落的砖块，四位老人沉默离世。

插图 | Jessie Lin

那是一条长约8米的地下通道，两端被灰扑扑的水泥墙堵住，地上散落着钢筋土块，72岁的冯金三正蹲在通道口拣砖头，头顶墙壁替他遮挡着午后太阳。

工地上“叮叮咣咣”噪音不断，冯金三听惯了，也不觉得烦躁，“再过三个小时就收工了”，他默默算着时间，没有停下手里活计。

这是2021年10月12日，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建设即将完成，全长19.4公里的地下轨道穿过市中心，向东面延伸，连接全市5个行政区。冯金三工作的地点，就是在建地铁的其中一段。他与五名工友上午7点左右就来到了正在进行建设收尾的登州南路站，负责清扫地下通道中的建筑垃圾。他们都来自城边的造甲城村，天不亮就起床，坐上村边集市上的一辆面包车，来到这个地铁工地。

15点35分，工地一切如常。

几秒钟后，头顶墙壁突然传来“轰隆隆”的响动，响声很大，伴随着不停落下的土块，冯金三感觉不对，站起身想跑却迈不动步子，吓得愣在原地。

对面的五名工友显然也听见了响动，冯金三看见他们跌跌撞撞地向外跑去，还来不及反应，“轰”的一声，一大片砖头掉下来，砸中他半边身子，他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冯秋增是往外奔跑的五名工友之一。但稀里哗啦往下掉的坠物没有给他逃出通道的机会。他也被坠物砸倒在地，腿埋在砖头下动弹不得，他下意识地大喊“救命”，缓过神来，又赶紧拨通120急救电话，语无伦次地说着：“地铁，塌了，三四个人被埋了，快来人啊！”

眼前是一面斜塌的砖墙，墙面和背后的水泥墙搭成一个夹角，给冯秋增留下一小块空间，他喊了几声工友名字，没有回应。记不清过了多久，他被几名工人挖出来，抬上了救护车。

五辆救护车呼啸着冲向天津医院，小腿传来钻心疼痛，冯秋增已经顾不上询问其他工友是否也上了车。而另一边，刚恢复意识，勉强还能走动的冯金三，正跟随警察前往派出所做笔录，他们还不知道其他四人的下落。

太阳刚刚落山，造甲城村和往常一样平静，快到老伴回家的时间了，张桂芳炒好菜，转身回到卧室，支开饭桌，住在附近的王秋梅忙完农活，也急匆匆赶回家准备晚饭，但两人几乎同时接到电话，一个年轻的声音通知她们，“快来天津武警医院，老爷子出了点事”。

急诊室门口凑齐了四拨家属，可医生说没有工地上受伤的老人被送过来，系统里也查不到四人名字，乱哄哄地找不到人，张桂芳的儿子冯康安急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怎么人都找不到了”。他组织家属报警，寻觅持续到半夜12点，直到警方传来消息，“人已经在殡仪馆了”。

再次见到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认人时，冯康安只看了一眼便扭过头去，不敢相信那是他的父亲，想到是最后一面，他又拜托工作人员让他再看一眼。他不敢回忆父亲最后的面容，“人是被砸死的，那个样子”。

疫情期间，一切从简，没有亲友追悼告别仪式，确认身份后，四位老人的骨灰很快被领回家中。

2021年12月28日，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开通运营

2022年3月25日，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公布天津地铁4号线登州南路站“10·12”较大坍塌事故调查结果，调查报告显示，该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坍塌的直接原因为施工队凿除地连墙及冠梁下部临时支撑墙，造成部分地连墙及冠梁失去支撑，下滑侧移，导致冠梁上部挡水墙及土方掉落，砸中通道及新风井内的清理工人。

调查报告还显示，事故发生后，经天津城建隧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春林授意，该公司总经理索明伟、项目经理张慧君以“事故造成一人受伤”隐瞒人员伤亡实情，并指派司机将死者送至沙柳北路天盛殡葬服务处。最终共有7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调查报告中，四位老人的名字静静排列在死亡人员情况一栏：62岁冯廷雨，72岁冯会元，57岁冯志国，56岁冯子宝。

距离坍塌发生地31公里的造甲城村紧邻205国道、津芦南线，村庄靠近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拥有8000多人口，2万多亩耕地和苇田。

村民常为临近七里海湿地感到自豪，一份新闻报道记录过他们的心情，“我们到外地去，问你是哪儿人，我说是宁河的，不知道，说是造甲城的，也不知道。我一说七里海湿地的，好多人都知道”。

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大部分村民的收入依靠芦苇，村民回忆，“那时候芦苇值钱，一块钱三斤，卖不完的囤着，一年四季可以卖高价。割完了，芦苇自己会长”。

较高的收入为村民们带来了宽敞整洁的街道与房屋和一度宽裕的生活，直到90年代中期，村集体将苇田分拆，对外发包给个人，与芦苇有关的记忆才慢慢从人们脑海中退去。

冯会元是地铁坍塌事故中年龄最大的死者。他也在造甲城村出生、长大，直至离去，他的遗照放在小屋柜子上，瘦削的脸上布满刀刻般的皱纹。妻子张桂芳白天经常穿过小屋到仓库取东西，总得经过那张照片，但她不敢看，可失眠的夜晚又忍不住对着照片流泪。

自从老伴走后，凡是有人提起冯会元，她便反复念叨着“老爷子是个好人呢”。

在她的记忆里，冯会元高高瘦瘦，不爱讲话，干活却是一把好手。家中没有苇田，年轻时两人耕种着近百亩土地，日子不算拮据，夏天玉米苗长起来，一眼望不到头的碧绿，春种秋收，冯会元承担着大部分体力劳动，没让她受过累。

他们相伴45年，养育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几乎没有关于争吵的回忆了，她记得的都是冯会元的好，“从不打骂孩子，挣钱的事也不用我操心，老爷子不做家务，但我生病时，都是他把饭做好端到床头”。

两人的生活简单到一目了然，早起干活直至晚间休息，冯会元没什么爱好，只喜欢在晚饭时喝二两酒消解疲乏，再出门到街边散散步，沉默的性格一直没变过，“他从不跟街坊邻居说闲话，谁家有事都喜欢找他帮忙”。

去年，张桂芳度过了70岁生日，子孙儿女聚在身边，她算一算时间，对冯会元说道：“咱们要在一起50年。”那时两人身体硬朗，还能骑自行车四处走走，张桂芳觉得那是个理所当然的展望。

对于几个月后发生的意外，张桂芳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找来儿子讲述经过，冯康安却不愿多提，“人都走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冯康安也刻意回避着父亲的离去。他懊悔没能拦下父亲，“我不让他去工地干活，他非说没事，捡垃圾不累，也不危险”。他知道父亲一生要强，尽管儿女都有工作，但父亲从不愿让他们掏钱赡养，“老头儿一辈子没享过福，忙里忙外，总是闲不住”。

图 | 视觉中国

冯安康43岁。作为村庄的中年男性，他的生活与土地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他是一名短途货运司机，忙碌时经常一个星期不能回家，父亲出事那天，他刚好在家休息，住在街对面的母亲跑来找他时，他还没想过父亲真的会出意外，“他真的什么病都没有，特别健康的一个人，谁能想到”。

事发第四天，施工方与家属协商解决方案。“人没了，还能怎么办？谈钱呗，双方出价，觉得合适了就签字。”他有些无奈地讲起父亲留给他的最后一件事。沉默了一会儿，声音突然哽咽，“可那是我爸，多少钱都换不回来了”。

在王秋梅家中，冯廷雨也是一个不能提起的名字。坍塌发生在冯廷雨进入工地的第一天，意外来得太过突然，王秋梅怎么也想不起那天早上出门前，冯廷雨穿着什么衣服、留下过什么话。

事发第二天，王秋梅来到家中的番茄大棚，土地不能没人照顾，她蹲下摆弄作物，看到地上全是冯廷雨的手印，一路哭着跑回了家，“从那之后，提起来就哭，我的眼睛都要瞎了”。

但要他们具体描述一下这几位离世的老人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沉默寡言，踏实能干”是四位老人留给村民的全部印象，一位邻居记得“冯子宝还有个90多岁的父亲”，村口旅店老板想起“冯志国就住在村子西南边”，除此之外人们再说不出别的特征。

他们在村庄中留下的痕迹和地铁事故牢牢地绑定在一起，有人一时间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但提起那场塌陷，立刻反应过来，“哦，是他们”。

即便在亲人眼里，老人也是个性模糊却稳定的存在。冯廷雨话少，即便和儿子住在同一个院子，两人也很少交流，没有爱好，“整天就是埋头干活，以前种地，后来种番茄，闲的时候就去打零工”。

《机动搜查队404》剧照

冯峰是一名渣土车司机，常穿梭在天津市区与附近郊县的各个工地。和本刊记者聊起父亲，他点起一支烟，一边叹气，一边努力搜寻和父亲有关的故事，最后只说道：“他这个人，老实巴交，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

他描述不出父亲具体的形象，“挺普通的一个人，个子不高，平时穿着下地干活的衣服”。他想了想又补充道，“就和你平时看到的农民一样”。除此之外，唯一更具体的细节就是“晚上回家早时能看见父亲在院子门口薅两根葱，准备晚饭”。

生活太过平常，以至于出事后他才发现，手机里还没留下一张父亲的照片。

无论冬夏，造甲城村市场总会在凌晨6点前苏醒。

位于村东侧的一条长街为附近村民提供着新鲜蔬菜瓜果，天刚蒙蒙亮，小贩收拾好摊位，提前联络好零工工作的老人也陆续登上面包车。6点半，十几辆车准时开往天津市区、附近村镇和各类工地。

零工热潮开始于六七年前，那时村里的土地大多由村委会统一对外承包耕种，一亩地能带来每年几百元的收入，不再需要耕种田地，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老人们纷纷寻找着打工机会。

冯会元正是在那时进入零工市场，用工消息由同村面包车司机发布，他称呼那些40岁左右的司机为“小孩”。“小孩”会联系好需要工人的地方，谈好价钱，通知几位相熟的老人，再由老人叫上亲友、邻居，一同在第二天前往工作地，有时候，这些“小孩”自己也是工人。

冯会元最常做的工作是环卫和绿化，有时也会去市区铺人行道上的砖块。他更喜欢绿化的工作，春夏种植花花草草，秋冬修剪干枯树枝，工作相对轻松，工资通常在每晚收工后发放，最开始是80元、100元，近两年刚刚涨到120元。

但冯会元还想挣更多一点。听说城里建筑工地的工资更高，但他没办法进入工地。“小孩”听说他的年龄后总是摆摆手，“不行不行，年纪太大了，出点事我们没法负责”。

2021年10月初，听说有清理地铁工地垃圾的工作时，冯会元很开心，立刻答应下来，那里的工资更高，每天有160元。

工地不提供午饭，每天早上冯会元都带着两个馒头、一袋榨菜出门，工地清扫工期长，几天下来，一同坐上面包车的都是熟面孔。老人们打过招呼后很少聊天，安静地度过半小时车程，等待接下来10个小时的劳动。

冯金三记得抵达工地后，司机将他们带到一位施工人员面前，他不知道对方的职务，领取安全帽和反光服后，施工人员指给他们需要清理的范围，他们便各自埋头工作。

图 | 视觉中国

47岁的张文龙也是造甲城村村民。他在市场做了四年司机，家中土地少，年轻时便开始跑货运。五六年前供职的货运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他没找新工作，常年驾驶大货车导致腰肌劳损，他很难再长时间开车，便回村开个餐饮小店，偶尔有朋友联系他帮忙招工，他便兼职做上了司机。

从做司机开始，张文龙接触的大多是老人，至于打零工的年轻人，张文龙说：“最小也就40多岁吧，再年轻点儿的要么上班，要么学门手艺，谁来做这个？”

每天早上7点将老人送到工作地，晚上六七点再接回村中，有时遇上轻松的工作，他也会跟着一起干活，赚得一天工钱，唯一不方便的是包里总要揣着一沓现金，“日结工，结束了就得给人发钱，没有老人用微信支付”。

最开始不论进工地，还是做绿化、环卫，都是村里抢手的机会，他从来不愁找不到人，“老年人想挣点零花钱，不干这些，还能干啥呢？”

尽管日结工一般劳动强度较高，没有保险，也很少提供午饭，四年中，他没遇见过人旷工，“没人说过身体不舒服，家里有事，第二天不能来了，都是干完一天再问问第二天还有没有活儿”。

但在两年前，工地对建筑工人年龄要求越发严格，招工人通知他“最好都找60岁以下的”。但村里50多岁的零工不多，“那个岁数还能干长期工呢”，遇上有些日常管理没那么严的小工地，年龄超出两三岁的老人，张文龙会提前跟他们打好招呼，“就说你59岁”。

在今年，要求变成了“只能找60岁以下的”，日结工进入建筑工地也需要提供身份证，60岁以上的老人只能等待其他工作。但“人还是不缺的，只要有工作就有人。不干这些还能干啥呢？”，他加重语气，重复说着。

冯峰是在抖音上得知调查报告已经发布的，视频上闪过一行“天津地铁4号线事故真相”，他盯着手机反复看了几遍，又搜索了报告全文，还是没能理清带走父亲的坍塌经过。

他关掉手机继续清点番茄，太多琐事等待他完成，母亲不敢再去大棚，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开渣土车的工作，接过家里生计。只是看到调查报告那天晚上，他忽然梦见了父亲，梦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站在院子中忙碌，也还是一样沉默不语。

老伴走后，王秋梅很少出门，“看见人就难过，也不想别人总来安慰我”。亲戚送来一只刚出生的小黑猫，希望她有个寄托，她把手掌大的小猫放在炕上，下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纸巾，时常看着它发呆。

而另一边，躲过一劫的冯金三和冯秋增也还生活在事故阴影中。刚出事那段时间，冯金三总在夜里大喊大叫，妻子把他叫醒，他一头冷汗，直勾勾地望着屋顶。

冯秋增在床上休养了小半年，小腿骨折使他不能再干重活，直到最近才能勉强下地走动。还没谈妥赔偿，家里也没了收入，他不想让女儿们负担生活，每天都在琢磨接下来到哪里打零工，“工地是不敢再去了，应该只能再去做绿化了”。

冯康安也在新闻上看到了调查报告的发布，父亲去世后，他几次追问施工队负责人事故究竟为何发生，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如今他已经不敢再细看那份报告，因为“我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尽管修建地铁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技术，但地下工程环境复杂，相比地上工程不确定因素更多。从事地铁修建20余年的李政曾遇见过多次意外事故，“地铁修建涉及多个学科，地质、土木、通风等，有很难预估的地质情况，还需要各个施工队、团队协调，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伤亡”。

坍塌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地铁土建工程师余光严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最传统的挖隧道用矿山法，一边向前挖，一边喷混凝土固定隧道内壁，分散被挖走的岩土负荷的重量，但如果挖土与固定内壁间隔时间长了，或者土地松散、潮湿，就会造成坍塌”。

“还有盾构区间透水，就像在海滩上玩沙子，把易拉罐插进沙子，顶住周边的泥沙，盾构就是这个易拉罐，曾经发生过盾构打穿地下水，泥沙水流一起涌进隧道，造成坍塌的事故。”余光严说道。

但在专业人士看来，天津地铁4号线的坍塌本可以避免。余光严对调查报告做出了解读，“事发前一天，通道东面地连墙及冠梁已被陈贵施工队拆除，只剩3号新风井和一个临时支撑，顶着西面十几米长的冠梁，事发当日张清均施工队开始拆除3号新风井，失去支撑的冠梁下落，冠梁上方的挡水墙便掉下来砸中了邢青明施工队的老人”。

“简单说就是未按施工方案实施，上方冠梁未拆除，先凿掉了下方的墙。”余光严解释道，“这种事故发生得太快了，基本来不及躲避”。

多位从事地铁修建的工程人员也对本刊记者表示，“一般是由于赶工期，几个施工队各自开工，没有做好沟通，才导致这类事故发生”。

“但有些伤亡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要求每个环节的人都要严格履行职责，时刻做好监测，当时如果有人注意到冠梁变形，及时撤离人员，也许意外就不会发生。”李政对本刊记者说。在从事地铁修建工作前，他曾在煤矿行业工作多年，“不管是挖煤矿，还是修地铁，都需要大量农民工，这些工作离不开他们，但他们流动性太大了，今天来明天走，谁来付出成本给他们做好安全培训呢？这始终是个难题”。

坍塌发生两个月后，2021年12月28日天津地铁4号线登州南路站正式开通，消息并没在造甲城村引起太多波澜。新年快要到了，张文龙将面包车停在老位置，他看见市场依旧热闹，6点半面包车准时出发，带领老人前往城市的各个角落。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7期，张桂芳、王秋梅、冯康安、冯峰、张文龙、余光严、李政为化名）

排版：盐巴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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