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我，中美两国有什么文化差异。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有强烈的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不仅仅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功效主义倾向，古已有之。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簇簇”。这话很清楚了：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了书就有美女、有钱、有香车宝马。 古人还说，笑贫不笑娼。这是一种典型的功效主义：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结果即正义”在当代的著名例子就是“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辩证法说，事物有两面。这句话，在当时那个时代环境下，当然是对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不幸的是，这句话以及这句话后来带来的效果，虽然帮助中国社会摆脱了贫困，却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功效主义倾向。 中国社会的功效主义的另一个典型体现是拜佛。中国人到庙里拜菩萨，很多都带着目的：求子、求功名、求姻缘。有一说一，中国的文化里也有一些不那么功效主义的东西的。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但行善事，莫问前程”，会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会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是明显的倾向于功效主义的。 功效主义在公司环境里的体现就是“为过程鼓掌，为结果买单”。“结果导向”（result oriented）本身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公司是生意。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不能拿了工资忙忙碌碌的就是不出活。但是，把“结果导向”叠加到一个本身就已经有强烈的功效主义的环境里，导致的结果就是更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结果大于过程，只要老板给下来的目标达成了，具体执行有些瑕疵是可以接受的。 功效主义可能导致“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因为人数多寡是功效的直接体现。在“电车困境”里，功效主义的选择是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一车人，因为让更多的人活下来是功效更高的。 拆迁中的冲突，根源之一也是功效主义。拆迁的道义基础是为了多数人的福祉牺牲少数人。拆迁会迫使一小部分人离开从小长大、居住了几十年的街区，但这些牺牲是“值得”的，因为拆迁是为了城市改造，改造城市是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好的生活。你一个人赖着不肯搬，你为了你一个人的利益（“一己私利”），阻碍了“大家”获得更好的生活，所以你不搬也得搬，你不搬就强制你搬。 《奇葩说》有一期的题目是“救画还是救猫”。李诞讲的最后那段话，值得品味： 很多有知识的人，他们知识多了之后，就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也不苦其心志，也不劳其筋骨，他就天天想着怎么牺牲别人。他每天都在想我怎么牺牲这个去救那个，怎么牺牲小的去救大的，怎么牺牲近的去救远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维系这个世界靠的是我这样自私的人，我们这样自私的活着，但我们不伤害别人，这个世界才能运转。而正是那些为了所谓宏伟事业，为了一些远大目标去不计后果牺牲别人，牺牲别的小猫的人，频频地让这个世界陷入大火。
本文转自： https://zhengziying.com/2022/04/15/%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9A%84%E5%8A%9F%E6%95%88%E4%B8%BB%E4%B9%89%E5%80%BE%E5%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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