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记忆的嘴，骗人的鬼。
没有哪一本著作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样执着于对回忆和记忆的探索，抛去作品文学性不谈，对普鲁斯特而言，记忆是基于过去与现在的，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现实。是我们定义了记忆，而记忆又反过来决定了我们。
正是由于记忆的这种特性，记忆本身是不牢固的，记忆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干涉理论就认为，我们长期记忆中的其他记忆会损害我们检索目标记忆的能力。而且，目标记忆之后的经历和经验尤其会影响目标记忆，甚至会重构记忆。
每当我们想起什么，我们都会稍微改变自己的记忆，我们不“拥有”记忆，如博尔赫斯所言，“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过去，而过去则是一种信念”。
在对记忆失真的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叫“错误信息效应”（the misinformation effect）。这种效应就是指事后的误导性信息会降低人们对原始时间记忆的准确度。
一、“大义灭亲”的记忆
2011 年有一部叫做 Unknown 的影片，影片中男主是一个杀手，虚构了一个叫 Martin 教授的身份来窃取一项科研成果，他以 Martin 教授的身份生活、出席会议，后来因意外遗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记得作为 Martin 教授做过的事情，误以为自己真的是教授，将自己一手策划的窃取方案搅黄……
/ 图片来源：电影《Unknown》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细节、头脑中有足够的“画面”信息，大脑就会以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哪怕是事后编造的信息。
但这是艺术创作的剧情，现实中真的有虚假记忆替代真实记忆的案例吗？
有，事儿还挺大。
1969 年 9 月，一名8岁的女孩 Susan Nason 失踪，三个月后尸体被找到。1989 年，当 29 岁的 Eileen Franklin-Lipsker 正在家跟女儿玩的时候，突然“回忆起”是自己的父亲 George Franklin 在20年前猥亵和杀害了自己儿时最好的朋友 Susan Nason 。她丈夫报警了，由于 Eileen 提供了很多与犯罪现场相符的细节，于是她的父亲被捕入狱。1995 年，一名地区法院法官基于几个审判错误推翻了定罪。Eileen 的妹妹 Janice 透露，Eileen 段记忆是通过催眠唤起的。此外，Eileen 的可信度受到质疑，还因为她后来辩称她还记得她父亲犯下的另外两起谋杀案，而经 DNA 检测确定凶犯并不是 George Franklin 。
/ 左 George Franklin，右 Eileen Franklin-Lipsker（图片来源：美联社）
George Franklin 并不是唯一一个被错误记忆所害的人，美国有一项课题专门研究了被宣判有罪的 300 个无辜者，其中四分之三都是因为证人的错误记忆导致的。如此说来，危险的不是“忘记”，而是被重塑的“记得”。
二、记忆的重塑
20世纪中期的时候，很多科学家就开始研究记忆的痕迹，他们觉得记忆肯定是会在脑子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物理痕迹。这种观念在早期的认知神经科学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当时有位神经外科医生 Wilder Penfield 声称自己通过手术证明了这种痕迹的永久性。他怎么做的呢？在手术过程中让患者们保持清醒，并进行麻醉，这样当他刺激某些区域的时候，他们仍然能作出反应，他认为这就是成功提取记忆了。那新闻报道很不负责，也没有去论证，就大肆报道。但实际上，Penfield 实验了 1100 名患者，只有 40 个人在颞叶受到刺激的时候产生了类似记忆的反应；且，这 40 个人里也只有 5 个人有完整的情节记忆，经过论证，这些情节记忆也确实是真实的。
Elizabeth Loftus 和她的同事们则在 70 年代证明，当接触了误导性事后信息的时候，人们的记忆是可塑的。而且在提问的措辞也会误导记忆，他们（1974）给被试者放了一段两车相撞的影片，问被试车辆撞击的速度，分别用“碰撞”（hit）和“猛撞”（smash into），结果就是，“猛撞”一组回答的速度更快一些。
在另一次试验中（1975）他们又在问题中加入了“谷仓”一个词，而影片中根本没有谷仓，“白色跑车在乡间小路上驶过谷仓时开得有多快？”毫无疑问，被问到这个问题的被试者，很多都声称影片里有出现过谷仓。后续还有一系列类似的实验，结果都表明误导性的事后信息会影响人们的记忆。
/ 图片来源：Elizabeth Loftus 2013 TED
反对的声音当然是有的，McCloskey 和 Zaragoza（1985）反对记忆障碍假说，他们觉得“误导性事后信息对原始事件的记忆没有影响”。确实，上边的实验结果是原始记忆发生了偏差，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 Loftus 对这个结论的解释和实验的程序有问题。有这样的结论是因为被试者没有对原始信息编码，也没有记住事后信息；要么是因为他们对信息编过码了，但是一伙人一商议，陷入了社会期望偏差；要么就是他们就是单纯没记住。所以他们改进了实验，实验的结果是，原始的记忆并没有被误导信息擦除，它们还在。所以这不能叫“记忆障碍”了，Loftus的被试者只是被提问策略误导了。
总之纷纷扰扰，吵了一圈，谁都解释得通，还是没有定论。如 Hyman 和 Pentland 说的，“虽然错误信息效应很容易复制，但对此类记忆错误的解释仍存在激烈争论”。认知心理学家之间勉强达成共识，没有一个单一的过程能解释所有的错误信息效应，错误信息效应数据也确实表明记忆可以重塑、记忆容易出错。
三、操纵记忆
上边的研究针对细节的记忆。那么更完整的记忆呢？
Loftus 和 Pickrell（1995）证明错误信息也可能改变整段记忆。在一项研究中，25% 的被试部分或完全认同他们 5 岁时在购物中心迷过路的错误信息。无独有偶，Hyman、Husband 和 Billings（1995）则让被试们相信自己在孩提时代曾在婚礼上打翻盛酒碗，还把酒洒在了新娘的父母身上。这两项研究的实验过程相同，研究人员都是先从被试父母那里获取三段真实记忆，然后将真实记忆和虚假记忆同时提供给被试，要求被试尝试记住这些事件并详细描述它们。近四分之一的被试不仅相信这些虚假事件确实发生过，而且还详细阐述了这些虚假事件。
Garry、Manning、Loftus 和 Sherman（1996）则通过让被试详细想象一件虚假事件的详细经过的方式，让被试对错误信息信以为真。比如，他们询问被试是否用手打破过窗户，让被试仔细想象小时候在房子里跑来跑去，绊倒、摔倒，手打破窗户，割伤自己并流血。这种类型的想象力练习让被试主动去相信这些错误信息，而且关于“想象力膨胀”的其他研究确实论证了这种方式的实用性。
/ 图片来源：Garry M., Manning C. G., Loftus E. F., & Sherman S. J. (1996)
其他的方式也能产生这样的效果，Mazzoni、Loftus、Seitz 和 Lynn（1999）就通过“解释个人信息档案”或者“专家解梦”的方式，让人相信一段错误的童年记忆，比如“专家”说，这段梦表明幼年有落水被救起的经历，那么被试就会信以为真，或者说“性格特征表明幼年有被狗攻击的经历”，被试同样会信以为真。
Drivdahl 和 Zaragoza（2001）要求被试观看一部描述银行抢劫案的电影，而后阅读包含误导性信息的事件叙述。随后让被试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对电影中未出现事件的细节阐述。通过关注感知细节，参与者会在脑中主动创造场景图像，让自己相信确有此事。
Wade，Garry，Read 和 Lindsay（2002）则利用PS图技术来误导被试。他们问被试各种童年经历，包括乘坐热气球；然后他们将被试的童年照片PS到热气球的照片上。被试看到自己坐热气球的照片后，就开始“想起”这段经历。然而这段经历完完全全是凭空捏造的，从来没发生过。
四、真假难辨
记忆如此容易被篡改，如何辨别真假？
不幸的是，很难。过去 20 年的研究表明，确定某个特定记忆是否是真实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Loftus 和 Pickrell（1995）比较了被试的真假记忆。被试在描述真实记忆时使用了更多的词，并且认为真实记忆的清晰度高于虚假记忆。信心评级显示，人们对虚假记忆并不是很自信。第二年，Hyman 和 Pentland 使用了类似于 Loftus 和 Pickrell 的范式来研究心理意象在创造虚假记忆中所起的作用。成功植入错误记忆后，会询问其他问题，以尝试将恢复的真实记忆与错误记忆进行比较。从未恢复或一直记得的真实记忆与恢复的记忆不同。虚假记忆的情感强度堪比恢复的真实记忆，所以结论是很难辨别恢复的真实记忆和创造的虚假记忆之间的差异。其次，造成这种困难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恢复的真实记忆实际上也是创造的记忆。Roediger 和 McDermott（1995）的研究也证实了Hyman 和 Pentland 的结论。
Heaps 和 Nash（2001）同样使用了 Loftus 和 Pickrell 范式的变体来给被试植入错误记忆。研究者利用被试亲戚的信息向被试暗示他们有过某些经历。在最开始，被试认为真实记忆比虚假记忆更重要、更情绪化、更典型、有更清晰的图像感。但当虚假记忆的重复呈现次数变多之后，这些区别就消除了，虚假记忆变得更接近真实记忆的回忆体验了。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虚假记忆的关于事件后果的信息较少。
近些年的研究者们，如 Fabiani、Stadler 和 Wessels 当然也希望通过复杂的脑成像技术，在生理水平上区分真假记忆。如果事实上大脑中不同的“感觉特征”可用于区分真假记忆，那么这些生理差异可能会给记忆研究人员带来巨大希望。但迄今为止，这条探索路线的结果喜忧参半。所以结论就是，当人们接收到会干扰其准确回忆原始事件能力的事后信息时，就会发生错误信息效应。这一效应非常强大，从小细节到整段记忆都可能受到影响，且其潜在的认知机制尚不为人知。目前也没有可靠的方法来区分真假记忆，或许真的只能靠写日记吧。但你又要说：
/ 图片来源：电影《邪不压正》
日记里写不写真的“真心话”是一码事，但事无巨细记录每天日程似乎也不现实。或许正如 John Wilson 在 How to with John Wilson 的第一季第三集 How To Improve Your Memory 中所说的那样：
Maybe it’s unnatural to try to preserve some things. The way the past exists in our heads is not always the way that we experienced it. There will always be distortions as long as humans are responsible for remembering everything. So, enjoy this fantasy while you can, because if you’re having a bad day today, you can always remember it being better tomorrow.
五、“反文明”的记忆
对于生活琐事，我们或许可以潇洒地甩手任由记忆去加工去调味，但对于学习、对于知识来说，这种态度或许又过于草率。
从记忆的错误信息效应来讲，学习确实是个“反人性”的过程，摄取新知，还要保证旧知识不被新的错误信息所影响。在无外物辅助的情况下，那就确如 Stepan Pachikov 所言，
“Memory and smartness are integrated.”
在脆弱、不可靠、转瞬即逝的记忆中提取脑中数十万条信息，记忆的好坏将决定一个人的智识。
/ Bill Gates与Stepan Pachikov（图片来源：medium.com）
人类的本质是和遗忘做斗争，人生的本质是记忆。——Stepan Pachikov
Pachikov 认为人类文明太易碎了，打破容器，精髓就随之而亡；从小了说，人类需要一个地方储存自己头脑里的知识，从大了说，人类需要储存文明。真知与文明才是那道可以穿透文化、穿透时代、穿透空间的亮光。他以此为根基构建自己的产品，并为此构想了一个可以时刻捕捉和记录思想的未来世界，这个世界或许还没有完全成为现实，但它可能也即将到来……
REFERENCE:
Drivdahl, S. B., & Zaragoza, M. S. (2001). The role of perceptual elaboration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creation of false memories for suggested event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5, 265–281.
Fabiani, M., Stadler, M. A., & Wessels, P. M. (2000). True but not false memories produce a sensory signature in human lateralized brain potentials.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2, 941–949.
Garry, M., Manning, C. G., Loftus, E. F., & Sherman, S. J. (1996). Imagination inflation: Imagining a childhood event inflates confidence that it occurred.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3, 208–214.
Heaps, C. M., & Nash, M. (2001). Comparing recollective experience in true and false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7, 920–930.
Hyman, I. E. Jr., Husband, T. H., & Billings, F. J. (1995). False memories of child-hood experience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9, 181–197.
Hyman, I. E., & Pentland, J. (1996). The role of mental imagery in the creation of false childhood memorie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5, 101–117.
Loftus, E. F. (1975). Leading questions and the eyewitness report. Cognitive Psychology, 7, 560–572.
Loftus, E. F., & Palmer, J. C. (1974). Reconstruction of automobile destruction: An examp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memory.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ur, 13, 585–589.
Loftus, E. F., & Pickrell, J. E. (1995). The formation of false memories. Psychiatric Annals, 25, 720–725.
Mazzoni, G. A. L., Loftus, E. F., Seitz, A., & Lynn, S. (1999). Changing beliefs and memories through dream interpretation.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3, 125–144.
McCloskey, M., & Zaragoza, M. (1985). Misleading postevent information and memory for events: Arguments and evidence against memory impairment hypoth- e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4, 1–16.
Wade, K. A., Garry, M., Read, J. D., & Lindsay, D. S. (2002).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lies: Using false photographs to create false childhood memories.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9, 597–603.
封面 / 电影《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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